让世界了解红军壮举上海是长征“扩音器”

8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并由此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了世界发展的格局。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虽然不是长征的途经地，但是却与长征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关联。通过上海这个“窗口”，全世界都了解了长征。

海外媒体大量报道

回顾中国新闻史，近代化的报刊首先是由外国人创办起来的。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为了外报在华的出版基地。上世纪初的上海，拥有多家外国通讯社与外文报纸，包括路透社远东分社、合众社上海分社、美联社上海分社、塔斯社远东分社，英文《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等等。正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伟大的史诗——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馆藏文献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少海外媒体报道长征。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阅览部副主任徐锦华介绍，在红军长征期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上海的许多西文报刊都对这一重要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大部分报道都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而沉寂在历史的图书馆中。然而，当抛开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后，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的报道中挖掘出大量和红军长征相关的细节，也可以从国民党当局以及外国势力的动向当中侧面了解红军长征的深层意义。

为了此次展览，上海图书馆的有关人员通过各种检索方式，检索并阅读了大量的报刊。据上海图书馆助理馆员陈乐歆介绍，当时，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常见于《密勒氏评论》、《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大陆报》等，从这些报道中可以勾勒出红军长征的大致面貌，甚至还有不少曾经被忽略的内容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陈乐歆研究发现，在这些英文报刊中，不仅报道战况非常及时，而且在用词上也非常具有自身的特点，像《密勒氏评论》中对于红军的英文就使用的是“Red”、“Reds”。虽然受到当时整体环境的影响，在这些报纸上也有“悬赏”之类的消息，但是像“长征动向”、“呼吁抗日”等内容还是对于宣传红军、宣传长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1934年10月10日的《字林西报》中，就介绍了红军多位主要领导人；1935年5月18日的《大陆报》，介绍红军从云南进入四川的战况；1936年7月15日的《北华捷报》上，有红军各主力已全部渡过黄河并摆脱堵截报道。

通过查阅资料，陈乐歆发现在《密勒氏评论报》中，对于长征的报道无疑是非常详尽且具有研究价值的，像1935年6月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中，介绍了红军渡过金沙江；1935年9月7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中，提到蒋介石计划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围剿西北的红军；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中，分别有斯诺采访毛泽东的报道以及毛泽东戴八角帽照片，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沪上出版功不可没

1937年7月，幽谷所著《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刊登在了上海出版的文史类半月刊《逸经》上，这在当时已经非常不易了。在此次上海图书馆的展览中，不仅有当时《逸经》的原件，更有各种出版物，像由夏丐尊和叶圣陶主编、开明书店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全文转载，改名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1937年，大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二万五千里西行记》，作者署名化名为“赵文华”。

“在我们这次的展览中，各类有关长征的出版物是一大亮点。”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阅览部主任刁青云说，“据我们的研究，当年许多在海外出版的一些有关长征的报道，在当时的国内是几乎不可能发表的，但是通过书籍出版，这些有关长征的信息为人们所了解。像《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很快传到国内，先后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印行，现发现的有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从东南到西北》、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3月出版的《随军西征记》、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的《长征两面写》、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6月出版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随军西行见闻录》连载版和单行本等等。”

据上海图书馆助理馆员刘巍介绍，在此次展览中，有不少来自当年上海本土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西行漫记》的多个中文版本、长征回忆录等等。

今天，当我们翻阅许多当年的史料会有不少有意思的发现，像1937年夏，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文摘?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文摘》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曾发表记者任天马在陕北采写的《集体创作与丁玲》，最早公开披露了《长征回忆录》的编辑情况，其中提到，“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这里提到的“长征中的史实”，就是后来出版的《红军长征记》。

上海与长征，从未远离

20世纪30年代，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阶层在上海壮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构成了城市大众群体。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陈建云教授看来，上海是当时东方最大的都市，市民社会成为近代出版业最初的和最基本的社会基础和土壤。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深厚，但它却有得天独厚的一面，这就是既依托江浙文化之基，更重要的是又凭借近代东西
方文化交汇中心之利。得益于整个文化氛围的上海出版业，又帮助了上海都会文化的整体构建。

陈教授表示，当时上海具备其他城市不具备“一市三治”（即一个城市有三个管理机构：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各有自己的管理机构）的城市治理制度，这也使得在新闻出版政策方面比较宽松，租界吸引了众多新闻出版机构入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七成左右的书刊都是在上海出版。进步力量利用上海独特的特点，出版了大量正面宣传长征的书籍。

1934年6月，《少年真理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原为共青团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同年10月底改由共青团江苏省委主办。这份报纸于1936年春首先宣传长征。这份油印报纸从第110期起分7次连载西屏的《中国红军的铁流》，其中生动叙述了长征的相关情况。为了进一步满足读者需求，《少年真理报》社于同年9月出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小册子，它以手体印刷，收入西屏的《红军的铁流》和李璜的《红军西征是怎么胜利的呢》两篇文章。

1937年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黄峰编的《第八路军行军记?长征时代》。这本书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新闻记者对陕北的采访实录，如范长江的《解放了的劳动》；二是长征亲历者的自述，如《雪山行军的插话》和《长征日记》；另外，还有幽谷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和白华译的《红军小史》等。

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吴海勇看来，从地理上说，长征所经之处与上海相隔很远，两者似乎不搭边。但事实上，上海与红军长征也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都会，长征精神在上海得到最初提炼，并发挥影响。文化大都会吸引人才的同时，也造就人才。上海在宣传长征精神方面的重要影响力，也倍加受到重视。

记者手记：上海，让你了解真实的长征

单就当时整个国统区的舆论环境而言，所有刊物都几乎一边倒地对红军的长征进行口诛笔伐。且不论国民党直接操控的报刊，即使以“骂”国民党著称的一些媒体，其文章也大都称共产党为“匪”。

在此情况下，社会的一些精英人士对于长征的影响大都是负面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代表中国的只能是处于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其地位是不可动摇也是不容动摇的。从有关史料上来看，即使像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长征运动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二重性：在内忧外患、共御侵略的局势下，他们对中共有着“同情和赞许”；同时，站在维护正统的立场上，况且信息不畅，对中共又有着“批评和指责”的一面。因而，在此情况下，通过上海进步的新闻出版，让世界了解真实的长征，其意义尤为重要。

“红军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红军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广大的民众对红军的帮助与掩护”……这些声音通过上海传播出去，通过这些文字，充分展现出来一个没有被妖魔化的长征。

多少年来，不同国家、民族、身份的人，重新行走在红军曾艰难跋涉的长征路上，就是因为，长征的意义绝不止于一部赞颂历史的英雄史诗，更展示了足以启迪未来的精神力量：坚定的信仰、不屈的意志和无与伦比的勇气。

毛泽东在总结长征时说：长征是历史纪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创造新的业绩和辉煌。通过整理和研究那些曾经在上海发出的正面“声音”，无疑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长征的历史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