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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6-12-29 09:59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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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参加长征，没有走完全程。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只走了一万二千里，但他在长征中所做出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正因为陈云对长征的贡献巨大，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讲到几个对长征有重大贡献的人时，也提到了陈云。
出任长征“断后”总司令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
长征需要“断后”。“断后”的任务十分艰巨，也十分危险，中央准备命令红五军团“断后”。当时，红五军团长是董振堂，政委是李卓然，参谋长是刘伯承。
中央的部署是：红一、三军团放在前面开路，红八、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作全部红军长征队伍的掩护。为什么这样部署，因为红五军团原为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装备好，善打硬仗，宁都起义后，改编为红五军团。
但是，红五军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却很薄弱，干部中存在旧军队的命令主义和长官意志等问题，战士中外地人多，情绪不稳定，特别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部队情绪低落，一些战士“开小差”，有的干部对中央意图也不理解。中央为了加强对红五军团的领导，决定派陈云去红五军团当中央代表。
陈云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实际上是红五军团的“一把手”，当时中央代表的权力是很大的，部队中一切领导干部都要听从中央代表的指挥，一切情况都要向中央代表汇报，军队的重大行动要经过中央代表批准，中央代表是部队行动的最后下决心者。中央派陈云去红五军团当中央代表，就是把“断后”“总指挥”的职务，交给了陈云。
周恩来、朱德与陈云谈了中央的决定后，陈云表示，服从中央决定，要与红五军团的同志一起，同心协力，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稳住部队
陈云到红五军团后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比预先估计的复杂得多。当时，红五军团下属两个师———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总共有六个团，一万人。这一万人要做红军长征的总后卫，掩护全部红军转移，而红军一开始长征时，采取了搬家式的行军方式，把印刷厂的机械、原来中央苏区办兵工厂使用的机器、中央苏区银行印钞票的机器等，全部带上，这样，行军速度就相当慢，一天的时间，也就走十几里路，并且需要战斗部队掩护搬这些机器的部队慢慢腾腾地走。而国民党则集中了几十万军队分路夹击长征途中的红军，进军速度很快。红军搬运这些笨重机器的部队是行进在长征队伍最后的，因此，掩护这些搬运笨重机器部队的任务，也就落在了红五军团的身上。实际上，红五军团一万人，要对付从左、右、后三个方面围上来的十几万敌人，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因为要掩护搬运部队慢行，又不能让敌人靠近，处在长征队伍最后的红五军团总是与敌人处于交火状态，而且战斗之前根本来不及修筑工事，只能利用地形临时部署战斗。因此，红五军团的战斗打得格外艰苦、惨烈，部队的伤亡也很大。
但红五军团面临的不光是战斗减员，还有非战斗减员。长征开始后，由于战士们对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指挥的搬家式行军意见很大，加上原来部队中的左倾分子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指挥战士，战士们实在想不通，就当逃兵。有的把枪一扔，跑到大山里躲了起来，有的士兵则带着枪跑掉了，有的则干脆去投奔国民党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红五军团的陈云面临的第一位的任务，就是稳住部队。稳住部队，一方面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向红军战士讲清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红军打破敌人围攻之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一定会重新发展壮大起来，同时帮助部队解决行军打仗所遭到的困难。另一方面，必须改变目前这种行军状况。陈云直接找到中央，提出应该把那些笨重的机器就地掩埋，或者抛弃，让被掩护部队能够加快行军速度，增加战斗人员，这样，红五军团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掩护的任务。当时，左倾分子的统治是十分厉害的，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会给提意见的人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当作敌人派来的奸细来对待，许多提过不同意见的人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杀害。当时陈云从革命利益出发，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是很不简单的。由于陈云等在第一线的领导同志不断提出不同意见，加上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左倾分子才不得不同意抛弃笨重的机器，轻装行军。红军轻装之后，红五军团的掩护任务相对从前来说，负担减轻了一些。掩护部队和被掩护部队能够经常一同作战，在阻击敌人时打了几个胜仗，鼓舞了士气，红五军团的部队也稳住了。
血战湘江
当红军长征到达湘江时，受到了数倍于红军的敌人的前后夹击。红军必须突破敌人防线，强渡湘江，才能转危为安，而敌人则下死力要把红军堵在湘江以东，试图把红军全歼。因此，湘江之战，敌我双方都志在必胜。
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在天上，敌人集中了其空军大部分飞机对我军进行轰炸，在地上，敌人集中了炮兵火力，对红军进行轰炸。敌人数倍于红军的步兵密集地冲上来，红军战士则与敌军展开了近距离的战斗，呼喊声，枪炮声，马叫声，混成一片。英勇的红军战士在没有任何阵地的情况下，与敌展开激战，他们以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气概，与敌人进行短兵搏斗，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扎，刺刀扎弯了，就用枪托砸，抢托砸烂了，就与敌人徒手搏斗，许多战士与敌人同归于尽。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红军一排排地倒下去。红军战士就是这样用鲜血和生命，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而在湘江之战中，受到敌人压力最大的，是红五军团。红五军团要在整个红军部队的最后面打退敌人的进攻，而此时红五军团已经只剩下数千人了。就是这数千人的部队，挡住了几万敌军的进攻，掩护红军大部队过江。红军主力部队也在与从两侧冲上来的敌人的战斗中，边打边走，强行渡江。一连打了几天，到12月1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才冲破敌人的堵截，渡过湘江。
红军主力部队过了湘江之后，担任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因为要阻击敌人，却仍然没有过江。而两侧敌人在红军主力过江之后，已经没有强大军事力量抗击的情况下，急速沿湘江两岸合拢过来，意图是把仍然留在湘江东岸的红五军团全部歼灭于湘江以东。而此时的红五军团的战士已经与敌人杀红了眼，双方一直在打拉据战。此时，陈云看出了敌人的意图。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红五军团仍然与敌人激烈战斗，不赶快脱离敌人，迅速过江，就有被敌人分割包围，进而全军覆灭的危险。他急忙派身边的通信员，设法与前线的指挥员联系，命令他们尽快撤出战斗。但由于长途行军，部队之间的距离很大，加上战斗激烈，通迅联系的电台已经被毁坏，无法联络。陈云见事不宜迟，急忙拿出笔来，在战场上给红十三师师长和红三十四师师长草写了两封信，信中命令他们马上带领部队撤离战斗，抢渡湘江。他写好信后，派两个通信员，马上分送到前线的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接到陈云的信后，马上脱离战斗，连夜急行军45里，趁敌尚未合拢之前，冲出敌人的包围，强渡湘江。但红三十四师却晚了一步，当他们且战且退，于12月1日中午来到湘江边上时，渡口已经被敌人占领。而敌人则围了上来，红三十四师一边与敌人打仗一边撤退，伤亡严重，只剩下一千多人了。当他们又来到另一个渡口时，这个渡口也被敌人占领。红三十四师强行渡江，遭到优势敌人的阻止，伤亡更大了。师政委、师政治部主任都在战斗中牺牲。师长陈树湘只好带领剩下的700多人退回江东，想要进深山与敌人长期打游击。但在撤退途中师长陈树湘不幸负伤被俘。陈树湘把手伸进自己被子弹打开的肚子，把肠子绞断，壮烈牺牲。陈云得知这一情况后，万分悲痛。他用陈树湘师长这个例子，鼓励战士们同敌人战斗到底。同时，陈云也对湘江之战为何如此惨烈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危害。他在心里已经很赞同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了。
一路纠“左”
湘江之战后，红军大多数指战员都认识到了左倾统治的危害，他们一致认为，再这样让左倾机会主义者统治下去，红军就会断送在他们手里。于是，在以后的长征路上，红军高层就开始酝酿着改变左倾机会主义者制定的军事方针的问题。陈云是坚决主张改变左倾机会主义制定的军事方针的一个。他在与董振堂等红五军团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多次向中央提出，军事上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一定要改变原来的方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不听大家的意见，不改变原来的军事方针。这样，红军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就开始酝酿改变指挥红军的领导机构的意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一路上与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向他们反复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工作，最后得到了张、王二人的支持。周恩来和朱德原来就是支持毛泽东的。这样，在中央高层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也随之展开。
陈云也是赞成改变红军领导机构组成人员的。他此时已经对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更加佩服，是坚决拥护毛泽东进红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人之一。但是，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中央内部发生重大争论时，陈云却没有赶上。这是因为陈云率领的红五军团与中央军委纵队相距有几天的路程。但陈云在内心是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并且在长征中用实际行动来纠正“左”的那一套。当时红八军团已经严重减员，部队情况混乱，最好是改编后并入红五军团，使之重新恢复战斗力。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为了保持原来的架子，不愿意对红八军团进行改编。陈云则主动找红八军团的领导人李卓然商量后，共同打电报给博古、朱德、周恩来，反映红八军团严重减员，以及目前的混乱状态，提出了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意见。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同意陈云的意见，于12月13日下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由原来红五军团红十三师师长任参谋长，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原红八军团长、政治委员调到中革军委重新分配工作。经过改编，部分红军队伍混乱的状况消失了，红军重新恢复了战斗力。在军事指挥上，陈云也坚决听从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黎平会议后，中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对这个决定，陈云打心里拥护，并且自觉地在带领红五军团这支队伍时宣传这个方针的正确性。1982年6月，陈云在一封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复信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陈云在信中说，他当时是拥护和坚决执行中央决定的，是和刘伯承一起贯彻红军向贵州进军方针的。
边走边写
陈云在长征途中，不光是带队伍，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且还在长征途中动笔写作，记录长征这一伟大壮举。
陈云的写作，是假托一个国民党军队医生被红军俘虏后，与红军部队一起西行，记述红军长征的情况的。后来，陈云把他边走边写所记述的文字汇集成小册子，于1936年在法国《全民月刊》上发表，题目为《随军西行见闻录》，后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云在这本书中记述了长征的过程。他写道：“此次赤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赤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赤军新兵将近十万人。当我与林何两医生（何亦系张辉瓒部之被俘者）于八月被派至军事工业局（赤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以后，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赤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赤军有抛弃江西而到赤区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队均西走矣。朱毛破围之时，除在江西留有小部队外，朱毛率领退出江西之赤军人马，有八万多人。共党要人几全体随军。”
陈云在这本小册子中，还赞颂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他写道：“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物，倒于路旁，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红军常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赤军领袖如朱毛、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红军上级军官，“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都是“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
陈云的小册子中，还描写了长征途中的艰苦，以此来反衬红军战士坚忍不拔的意志。他写道：红军长征时，晚上“气候极寒，明晨出发时，则四望皆系雪山”。“经一高山，几无路，亦无石阶。两旁竹林丛生，遮蔽天空，山上泥水极深。两腿全在泥沟之中，待至天明后才下山来。”过大渡河时，“水势暴发，水流甚急”。“赤军即使有两船，并不易渡过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军一营，船只不能接近对岸。且当时船夫早逃，没有驾船之熟练工人。但赤军终于击溃对岸刘军而渡过大渡河。此事亦为赤军据以自豪者。”
陈云在小册子中还记述了老百姓拥护红军的情景。他写道：“赤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朱毛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南各县在几年前，朱毛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赤军者。”陈云还写道：红军进入遵义城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和朱德向欢迎民众讲了一些话，表示感谢欢迎，还说：“赤军愿为黔民解除痛苦。”
陈云在小册子中还记述了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在记述一次战役时写道：“赤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赤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在记述红军渡金沙江时，陈云写道：“赤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川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
出任军委纵队政委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革军委决定，红军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的战斗人员不算多，但老弱和妇女却比较多，队伍问题多，难带。特别是负责政治工作的首长，工作压力更大。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并没有表现出为难情绪，他和刘伯承、叶剑英一起，把这支部队改编好后，增强了这支部队的力量，不仅没有拖整个长征队伍的后腿，而且形成了新的战斗力。红军打下遵义之前，军委纵队就屡打胜仗。红军打遵义时，军委纵队也立了功。打下遵义后，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担任全城警戒任务，刘伯承与陈云分任警戒部队的司令员和政委。进入遵义城的陈云又一次进行了红军纪律的广泛教育。红军的纪律非常好，使当地老百姓从红军与贵州军阀部队的纪律的对比中，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更加拥护红军。他们成群结队地欢迎红军。商户都没有逃走。
陈云出任军委纵队政委时，表现出了很强的领导能力。土城战役时，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尽快撤出战斗。对毛泽东的这个意见，陈云认真贯彻执行。为了加快部队行军速度，陈云负责安置好伤员，处理笨重的物资，他亲临前线，抢运伤员，组织军委纵队把一切笨重的物资全部抛到赤水河里。对于陈云在这一段时间里的工作，曾经参加军委纵队长征的刘英后来回忆说：陈云代表中央对中央纵队进行了整编。“他是个实干家，有组织能力，有魄力，有威望，对工作要求很严。在整编时，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方针，有问题就向中央汇报，得到中央同意之后，就大刀阔斧地干，彻底打掉了‘红章’纵队（即军委纵队———笔者注）的坛坛罐罐，该扔的扔，该埋的埋，使部队得以轻装。他还把强壮的人员充实到前梯队的战斗部队中去，大大缩减了后梯队的负担。”
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但他在报告中拒不承认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就积压在党的许多领导人和红军高层指挥员心里的不满爆发了。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报告，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提出了今后红军应当采取的方针。周恩来在军事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关键是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战术错误。红军高级领导人都支持毛泽东的长篇发言，这样，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改变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次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由中革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指挥军事的最后下决心者。会后，中央决定分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指定由张闻天起草《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陈云参加了遵义会议，并且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陈云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我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对于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这一点，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伍修权是见证人。他回忆道：周恩来改变错误领导的倡议，“得到了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积极支持。”
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在中央内的分工，是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当时我党已经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但这条路线能不能得到贯彻执行，需要用组织条件来保障。因此，中央对组织部长的人选是十分重视的。中央让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正是对他的信任，同时也对陈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是陈云第一次当中央组织部长。由于陈云过去没有做过中央组织部长，一切都需要从头熟悉。但陈云出于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很快就把党的组织工作抓了起来。
当时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通过安排、调配干部，来保证党的军事路线的执行。因此，陈云此时除了做好军委纵队的政治工作外，把更主要的精力放在按照遵义会议的精神对红军的部分高级领导干部进行重新调配之上，放在对重要干部和一些年轻干部的考察和任用之上。他调了一些十分得力的干部到周恩来、毛泽东负责的军事指挥部门工作，以加强中央军事指挥部门。他还调整了电台的配置，使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络畅通。
陈云在长征途中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时间虽然是很短的，但他在这段时间里起的作用却并不小。这段时间，红军的干部在调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红军减员严重、干部损失很大的情况下，能及时地补充新干部，使红军队伍始终保持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工作秩序，是与陈云的工作分不开的。
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陈云立即亲自去部队传达会议精神。陈云对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是十分重视的，他预先写好了一个传达提纲。他在提纲中，详细记述了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讨论的内容、得出的结论和作出的决定。他还特别记道：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因为中共中央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而决定召开的，会议的目的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红军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但军事指挥基本上是错误的，而军事指挥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部分。提纲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对个别战役提出不同意见，但没有胜利地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第一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陈云在这份提纲中写明：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记述了会议作出的其他各项决定、与会者的态度、会后常委内部的两次分工，记述了中央决定红军改变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者西北建立根据地决定的理由。
陈云写的这个提纲，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比较完整地记录遵义会议情况的文献。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后，经过陈云仔细辨别，确认为是自己当年所写的原件。
陈云写好这个提纲后，与张闻天一起去红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陈云在传达时，除了详细向部队干部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外，更主要的是，动员干部们坚决贯彻遵义会议精神，按照遵义会议精神组织好部队新的行动，这实际上是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之后的党中央的最大支持。
金沙江畔的九天九夜
红军渡过金沙江，是红军长征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渡过金沙江，是红军转危为安的关键。具体负责指挥红军过金沙江的人，要承担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因为当红军到达金沙江渡口时，上游的龙街渡和下游的洪门渡的船，大部分被敌人烧毁了，龙门渡只剩下两只小船，刘伯承率部抢占皎平渡时，也只缴获了两只大船，5只小木船，中央决定，红军主力从皎平渡过江。但是只靠这7条破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江去，是十分困难的，必须进行严密的组织工作。如果组织不好，红军就有被敌人消灭在
金沙江边的危险。让谁来担任渡江总指挥好呢？毛泽东想到了陈云。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就发现了陈云有条不紊的指挥才能、精明的头脑、干练的工作作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任命陈云为渡江指挥部政委。
陈云对红军渡江问题事先考虑得很周到。他按照红军部队到达江边的先后，安排部队有秩序地渡江，渡江者，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一律得听从渡江指挥部的指挥，即使是军团长也没有优先渡江的特权。同时，他安排一部分部队在外围阻击敌人。在陈云的指挥下，红军从5月1日起开始渡江。渡江时，一部分红军部队阻击敌人，一部分红军有秩序地渡江。
当时渡江主要靠人工摆渡，因此，摆渡工人的积极性高不高，是解决渡江问题的关键点，陈云恰恰抓住了这一关键点。金沙江边的摆渡工人，都吸大烟成瘾，要他们摆渡过江，不给他们大烟土吸，他们就浑身无力，动不了，是不能摆渡的。当时党内有人提出，吸食大烟，是恶劣习俗，红军不能给摆渡工人大烟土吸。但陈云却是实事求是的、务实的，他认为，红军目前的紧要任务是过江，如果过不了江，让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消灭后，中国革命就失败了，还谈什么阻止摆渡工人吸大烟？于是，他冒着受到
当时左倾分子打击迫害的危险，决定给摆渡工人大烟吸，不但要给，还要给足、给够。他命令部下，把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大烟土弄来，发给摆渡工人，不但给他们，还让人在江边烧了一大锅云南鸦片，随便由摆渡工人吸食，不向他们要钱。这还不算，陈云还考虑到摆渡工人都有喝酒的习惯，就命令部下弄一些白酒来，让摆渡工人喝足、喝够，保证供应，也不向他们要钱。陈云还让部队杀了一些猪，做了比较好的酒席，每天给摆渡工人开六顿饭，每顿饭都让他们管够吃。这样一来，摆渡工人高兴了，加上他们原本就都是苦出身，对红军很支持，因此，在摆渡时，非常卖力气，还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想了很多让红军能够更快更安全渡江的好办法。这样，红军渡江就十分顺利，赢得了摆脱敌人的时间。
对于陈云自己亲自指挥这次渡江的有计划和有秩序的情况，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也有记述，他写道：“赤军渡河（实际上是金沙江，外文翻译时统称为河———笔者注）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六只（为七只之误码———笔者注）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赤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陈云写道，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国民党军队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赤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之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得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河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司令部，不稍违背。赤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地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全部红军渡江之后，陈云考虑到后面有国民党追兵，果断下令毁掉一切船只。这是使红军顺利摆脱敌人的很重要的一手。陈云又考虑到毁船之后摆渡工人生活困难，便命部下发给每个船工现大洋30元，还发给他们几斤鸦片。有的船工因对红军有好感，便参加了红军，随红军长征。
在陈云指挥下，红军从5月1日起到9日，用了9天9夜的时间，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在这9天9夜中，陈云几乎没有合眼，直到全部红军都过了江，他才和刘伯承一起最后渡江。
撰写《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
陈云是个有心人，他在长征中亲自带部队，也亲自参与了一些战役的指挥，在此过程中，他总结了红军作战经验，在对红军军事行动与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游击战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这篇文章，围绕着红军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着重阐述了开展游击战争需要注意的组织群众的问题。陈云在文章中提出了红军作战必须广泛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他指出：能否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游击战争，是游击战争胜败的关键。过去中央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不能开展，甚至部分游击队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游击队与群众联系薄弱。要在川西北和四川全省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地方党和游击队必须做到：（一）细心了解每一个地区群众不同的最迫切的要求，不能笼统地提反对苛捐杂税、抽丁等，要具体提出反对某一种捐税、某一种压迫。（二）运用广大的统一战线和保证统一战线内部党的领导权。在群众运动开始阶段，有些流氓、富农甚至破落小地主，以及思想不正确的知识分子会混进运动中来。对任何投机分子的参加都不惧怕、不拒绝，把有些斗争组织成更大范围并掌握在我们领导之下。（三）反对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根据群众政治觉悟程度，灵活选择斗争的组织形式。可以先组织群众性的抗捐军，然后从中锻炼出更勇敢、更觉悟、能够脱离生产的分子组织红军游击队。（四）对游击队领导干部加以培养和教育，使他们具有独立工作的各种才能。另外游击队内部党支部的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的坚决勇敢，处事以身作则，与战斗员同甘共苦，是使游击队坚强巩固的必要条件。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在长征途中合编的《前进报》第一期上，后收入《陈云文选》。
承担特殊使命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红军长征后，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长征途中，中共中央考虑，还是要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努力恢复白区党的工作，使白区工作能与红军的斗争配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就考虑派谁去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比较合适。周恩来向中央推荐了陈云，于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2月底3月初做出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去上海设法寻找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途径，恢复党的地下工作，让潘汉年先行一步，去上海打听上海的地下党还有没有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接受命令后，在遵义会议后即动身去上海。因陈云工作担子很重，一时走不了，要后行一步，潘汉年到上海后，在那里等待陈云。
当红军在4月下旬接近昆明时，中央准备让陈云混入昆明城中，然后从那里去上海，但陈云在昆明城附近试了几次，均未混入昆明城，只好重新折回长征队伍，等待机会。5月，红军进入泸定城，陈云经过白区去上海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共中央负责人开会，决定陈云正式启程，去上海恢复党的组织。
对于陈云去上海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考虑得十分周到。他先让陈云经过一段准备和交待工作的时期，然后安排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席懋昭送陈云出四川去上海，在敌人层层封锁的情况下，为了让陈云顺利出四川，周恩来特意释放了一个从没有见过陈云的国民党天全县的教育局长，让他与陈云、席懋昭在路上“巧遇”，然后好结伴而行，利用这个国民党教育局长的关系，掩护陈云。经过一段交待工作和准备的时间，陈云于6月上中旬在天全县灵关殿村与中央红军有关部门、中共地下党组织共同安排他出四川去上海的席懋昭见面。由于陈云满口上海话，很容易让国民党军队发现，于是，他就扮作来四川做生意的商人，是为了躲避红军而出川的，而席懋昭则扮成川军的军需人员。他们从灵关殿出发后，果然按照周恩来的预想，与那个国民党教育局长“巧遇”，那位国民党教育局长自愿为陈云和席懋昭带路，与陈云、席懋昭结伴而行。由于有这位国民党教育局长带路，他们顺利到达成都，持刘伯承的亲笔信，住在刘伯承的一位好友家里，经刘伯承这位好友的安排，陈云等顺利到达重庆，又持刘伯承的亲笔信住在刘伯承的弟弟家里，经刘伯承弟弟的安排，于6月下旬乘轮船前往上海。
从那时起，陈云没有再参加后来的长征，但他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陈云此后仍全力宣传长征。他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在法国《全民月刊》上发表。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宣传红军长征的书，后来收入《陈云文选》。
（作者系中央文献出版社总编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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