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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7-02-03 10:25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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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底，父亲滕代远担任了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一职。一天，他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打去电话：“老刘啊，八路军前方总部马上要大力开展对敌占区大城市的秘密情报派遣工作，首先就是要从各师、各军区、各旅、各军分区抽调一批符合条件的作战科、情报科的科长、处长，总部看上你们师作战科长王岳石了，怎么样，还讲什么条件吗？”刘伯承回答得很干脆：“哪敢啊，参谋长，我们绝对服从大局，只要总部说话，你要谁我给谁！”
滕代远为什么向刘伯承要人？王岳石又是何许人也？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42年8月25日，在抗大总校任副校长的滕代远奉命接替不久前牺牲的左权，到八路军前方总部担任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早在7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争取两年打败日寇”的口号，先后发出对敌斗争和巩固壮大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为此，除了普遍成立武装工作队，在敌我边沿区开展政治攻势并进行游击战争外，还必须派人深入敌人内部，系统了解、掌握情况，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情报部门的工作。
1942年12月5日至8日，滕代远在山西省左权县（原辽县）麻田镇，主持召开了首次情报工作会议。当时，我母亲林一担任前总情报处派遣科科长，会议就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除滕代远和前总情报处的林一、魏国运、钱江几位科长外，还有太行各军分区情报站和太岳军区情报处的负责人约20人。其中，有太行一军分区刘健民、二军分区沈少星、四军分区李新农、五军分区王百评和刘岱、六军分区李荒、太岳军区刘桂衡等。一二九师参议室（负责统战和情报）的申伯纯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听取各情报站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滕代远特别表扬了太行四分区情报站（即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和太行五分区情报站（即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他们担负着搜集情报与对友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双重任务，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会议明确提出情报工作的分工和努力方向，奠定了今后情报工作发展的基础。
12月8日，滕代远在会议上做总结时指出：“前总情报工作重心是以军事调查为主，在地域上是以敌占区为主，而尤以敌占大城市、主要交通线、敌伪高级指挥机关为主，在情报的要求上，是以战略侦察为主，但对原有参谋处二科（股）的侦察任务，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要配合战略侦察发展与扩大之。”明确了情报处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各军区、军分区情报处、情报站的任务是搜集战役、战术情报。在谈到情报干部的选拔与使用时，他指出：选派到敌占区的情报干部需严格政审，要有才干、有活动能力；能够自力更生谋取职业，善于开展工作。情报干部必须忠实可靠，而非仅仅老实；要目光远大，而非心胸狭窄；可以埋头苦干，而非锋芒毕露；更要胆大心细，而非粗心鲁莽。选拔与上层社会有联络的情报干部，须是有战略眼光、社会经验，有调查研究能力、各种知识，有人脉关系，在敌占区可以立足生根的忠实同志或非党人才。
再说说王岳石。王岳石，1914年生，辽宁省辽中县人。曾用名王金镜、王鉴平。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海龙县委组织抗日义勇军工作。1933年在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队搞兵运工作，任党支部书记。1934年至1937年，在日本东京组织东北青年解放社并同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七七事变后回国，在东北救亡总会党组书记刘澜波的直接领导下，和张学思一起筹组“东干队”，动员东北军下级军官和进步青年到敌后去。1938年12月加入东北抗联，担任东北救亡总会驻陕北延安办事处副主任，随后进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深造，同时更名为王岳石。后转战华北战场，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随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部跳出封锁线，途经冀南、冀鲁豫地区，转移进入太行山区。在涉县休整、待命时，刘伯承慧眼识人，将他留在一二九师任作战科科长。
1981年5月21日，王岳石撰写了2万多字的《我做地下工作的回忆》（以下称“回忆”）一文，对这段历史作了回顾。他写道：“1942年冬，林一同志来一二九师同我谈，拟（选）派我去北平做敌占区工作。刘伯承、邓小平、李达3位首长不太同意，仍想留我在一二九师。两天后林一同志回前总，经请示滕代远首长，仍认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和部署，迅速开辟敌占区大城市工作非常必要。1942年底决定调我到前总并派去北平做敌占区工作。”
当时，母亲林一才25岁，她对派遣人员的选择非常认真和细致，并不断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军范围内选人，还多次亲赴抗大总校去挑选合乎条件的干部。情报工作会议后，为了加强北平情报站的工作，林一派王岳石在北平建立另一个情报站。
1943年春节期间，王岳石离开第一二九师师部，沿着泥泞的道路翻山越岭，来到前总情报处报到。在动身去北平之前，滕代远和林一找王岳石面谈。王岳石向滕代远汇报说自己曾在北平被捕过，身份许多人都知道，在延安东北救亡总会办事处工作时，认识的人也较多。对此，滕代远细心地嘱咐他要充分利用各种矛盾和社会关系，注意掌握敌占区工作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指示他抓紧时间准备，随时待命出发。王岳石表示坚决克服困难，积极努力地去完成任务。
受命后的王岳石，住在一个半封闭的院落里面。在林一的指导下，他大量阅读有关敌伪方面的资料；复习日语；回忆与查找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学习摄影、洗相片、密写、化装等技术；熟记联络方法及暗语；拍摄照片制作假“良民证”，并根据工作需要改名为“王鉴平”。
两天后，王岳石与前总情报处委派的交通员李子和（兴周）一起进入敌占区安阳，然后在丰乐镇车站买好火车票，二人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一路上十分顺利。
一天傍晚，他俩走出北平前门火车站，雇上两辆人力车，先找到王岳石的同学鲍世魁在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菊儿胡同9号的住址。接着，王岳石回到位于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巷23号的自己家中，见到分别多年的父亲王焕文。
王焕文是个明白人，拥护我们党的路线、政策，全力支持儿子的工作。他利用亲友的社会关系，为王岳石办理了北平市居住证，还将王岳石介绍进了北平武装警察系统，当上了第七队上校警衔的队长（相当于大队长）。这个队有700多人，装备好，属于正规军，主要任务是负责警卫伪华北行政委员会机关、伪市政府、仓库和大汉奸住的公馆。总队驻地办公在中南海紫光阁后面。在王岳石身边有5名从太行山总部派来的谍报人员，他们协助王岳石抄写整理情报、转送总部。几年间，王岳石通过调整人事关系，淘汰一些旧的反动警员，吸收进步青年加入警队，牢牢掌控着这支武装力量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王岳石的同学鲍世魁与王岳石曾在同泽中学同一年级学习，在童子军里又同一个班，两人关系密切感情好。王岳石在“回忆”中介绍道：“鲍的父亲鲍毓麟早年曾任北平市公安局长，社会地位显赫。”当年，王岳石在北平参加学生游行被捕后，曾通过这层关系取保获释。鲍世魁会玩但人不坏，为人忠厚，一直和王岳石关系密切。知道王岳石和张学思是共产党后，他也不在乎，还替他们保密，还帮助王岳石制造舆论，说：“鉴平可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啊，品学兼优，后台根子硬！”鲍世魁放出的这番“舆论”正对王岳石胃口，对他能够在北平站住脚跟，起到了重要的掩护作用。
1944年冬，林一一身阔小姐的打扮，来到北平检查工作。在她写于1991年的《自传》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从我离开家参加革命工作9年后，第一次到敌占大城市。外出前做些准备工作，伪造个假身份证，从敌占区来根据地的女同志衣服中，挑选了一件合身的旗袍、一条绒裤、一双棉鞋，一件外边穿的大衣，化装成一个家庭妇女。”到达北平后，她首先找到秘密接头地点——一所名为蒙福禄馆的私人医院。在这里，她见到李新农的姐姐与姐夫，还见到姚继鸣、向明、王岳石、王育新、史怀善、王今英、郑平等同志，向他们表示慰问。
当时，被冀中军区派往北平工作的宁致远（解放后曾任铁道部科技局长）归王岳石情报站领导。他通过关系就任北平市政府专员，后调任北平市警察局内五分局局长，负责管辖德胜门内地区治安。得知“家里”来人，他迅速赶到王岳石办公处，亲自陪同林一来到警局，一个小时后，就把她的假“良民证”换成了北平市居住证。之后，王岳石、宁致远等分别向林一汇报了情报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们或乘坐一辆由交通员拉的人力车，或行走在闹市区，或扮成一对情侣漫步在公园的林阴路上，讨论着工作进展。林一同时还检查了几处电台的放置地点，对加强天线的伪装与进行通话的隐蔽状态提出了要求。以后的时间里，林一又到北新桥花梗胡同会见了张鸿烈的妻弟刘汝霖，去北沟沿王弼尘家里会见了贾建国、王树人。经过对王岳石、姚继鸣、贾建国3个情报站的检查，林一对北平情报工作的开展表示满意，认为初步打开了局面，落实了总部首长的要求，通过面试感到所发展的人员精干可靠，短时间内做出了成绩。她还传达了中央及总部首长的指示，要大力抓紧和掌握武装力量，准备配合我军的大反攻行动。
在北平期间，王岳石安排林一住在新鲜胡同28号。这座房子的房主姓查，房子是王岳石通过关系向他租用的。期间，还发生过一段危险的事。王岳石在《回忆》中对这段作了如下叙述：林一同志来的那天夜里，来了两个日本人打门，我当时不在家，家里人不敢开门。这两名日本人就跳墙进来，打了保姆阎妈一耳光，骂了一顿后就走了。日本人砸门时，林一同志正在西厢房，她机智沉着地闭了灯，隐蔽起来。之后，据王岳石调查分析，这所房子原来是个日本料理屋，是日本人玩艺妓的地方。两名日本人可能是找料理屋的，见叫门不开就跳墙进去，一看不是料理屋而是中国人的住宅，打骂一顿扬长而去。也有可能是那个房东雇用日本浪人所为，想借此赶走王岳石一家。为了保证安全，第二天一早，王岳石就将林一转移到他大姐王今英位于北锣鼓巷沙络胡同的家里，自己也立即搬到中南海紫光阁后院的家里去住。王今英曾在东北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跟随丈夫郑平调转华北地区后，投身秘密革命活动。归王岳石领导后，主动承担重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多次完成任务，受到上级表扬。后经林一介绍，王今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岳石在《回忆》中写道：虽然发生了这么大的风险，林一同志沉着冷静，深入细致地检查了各方面的工作，并对情报工作做了明确指示，还解决了王今英同志入党问题。她这种深入敌区，临危不惧，沉着冷静，认真负责的作风，给我们在敌区工作的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和很大鼓舞。
我母亲在3个月的“出访”中，正怀着我的哥哥滕久明。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总部首长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林一作为“娘家人”前去看望远离总部的情报人员。她不畏艰辛，一路奔波，途经开封、北平、天津等敌占区，听取了工作汇报，查看了电台等设施，回答了相关问题，提出了“不只搞情报，要有计划地掌握武装、积蓄力量，将来配合反攻”等要求，所到之处使从事隐蔽工作的同志无不喜出望外，受到极大的鼓舞。林一在《自传》中深有体会地写道：“情报工作能亲自到第一线看看，增加了许多实践知识，比只坐在机关指导工作有利得多。”据不完全统计，由前总情报处直接派出的干部有75人，在敌占区建立了情报站和交通站。这些同志又发展党员70余人。当时共有140多名共产党人分散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
1946年4月7日，林一奉晋冀鲁豫中央局之命随同薄一波等从邯郸出发抵达安阳，乘坐国民党飞机于11日到达北平。她名义上是“滕公馆”秘书，但实际上直接接受李克农领导。李克农掌握着北平地区秘密情报工作关系，也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叶剑英工作。由于林一对北平的秘密情报站十分熟悉，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一次，李克农让林一去北平石碑胡同花园大院1号（今国家大剧院）国民党军队一个兵站（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赵龙韬家联系。她稍微化了一点淡妆，身穿一件旧旗袍，胳膊上挎着一个手包，出了大门，绕过很多街道，不断进出商店，甩开“尾巴”。到了赵将军家，她在会客室与赵龙韬见面交谈后，又带回一份情报，回来交给李克农。由于任务完成得很好，林一受到李克农的表扬。
记得以前在闲暇的时候，我曾问过母亲，想请她讲讲过去从事情报工作的故事。每逢到此，她都以时间长记不清楚为理由，把我搪塞过去。这些事情只是出现在她的战友们写的回忆文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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