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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7-04-05 14:12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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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数以千计的戏曲剧团中，最早、最直接、最系统地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熏陶和谆谆教诲的，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早在1938年4月，毛泽东便在延安倡导组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唱陕西地方戏秦腔、眉户为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后，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把自己的脚跟深深地扎在人民群众之中，积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热情地创作、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给民众剧团批300元解决燃眉之急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运筹帷幄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另一个战场——文艺战线的情况。如何对民族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利用，并创造新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成为他关心的一个问题。秦腔，这个梆子腔戏的鼻祖，首当其冲地闯进了他的视野。
1937年8月，毛泽东为准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华北工作，向丁玲提出了“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的战略指导，指出“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1937年11月，张闻天在《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中，也提出了文化界在坚持抗战的奋斗中，要“大众化、中国化”的发展方向问题。
1938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上，毛泽东观看秦腔《五典坡》《升官图》等节目时，以其无产阶级的胸怀、高屋建瓴的革命文艺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向当时的工会负责人毛齐华说：“你看百姓来得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毛齐华指着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老柯，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
毛齐华所说的柯仲平，毛泽东一年前已经认识。柯仲平是云南广南县人，1924年赴北京，在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读书，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先生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柯仲平1930年3月入党后，担任党的秘密报刊《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秘书，先后3次被捕，坚贞不屈。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柯仲平回国，先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于11月辗转来到延安。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后，毛泽东爽朗地说：“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柯仲平，问他：“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答：“应该，应该！”毛泽东又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毛泽东的这一要求不仅是对秦腔发出的改革指示，也是对整个传统戏曲行业发布的进军令，他要把民族传统戏曲变成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晚会一结束，柯仲平就找人商量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他就开始着手筹建剧团。在延安师范学校“乡土剧团”和延安市“群众业余剧团”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充实，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由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剧务主任，隶属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革命戏曲团体。
1938年7月4日，民众剧团在延安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演出，演出剧目是秦腔现代戏《好男儿》。当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轰动了延安城乡，所以这一天被定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建团日。这是秦腔演“新的革命的内容”剧目的肇端，标志着秦腔艺术走上革命道路，获得新生。
民众剧团成立了，但却是困难重重。当时粮食供应紧张，民众剧团人员口粮没有列入预算，政府不予供应，全靠文协人员下乡节余的粮食过活。柯仲平向毛泽东求助，毛泽东当即从稿费中批了300元给民众剧团解决困难。柯仲平花100元置办了一些急需的演出用品，剩下的舍不得用，装在贴身的围兜里。后来，一有困难，或哪个团员闹情绪，柯仲平就指着围兜说：“你们看，党中央、毛主席在关怀着我们。”以此来激励大家。
有一次，毛泽东到陕北公学去做报告。柯仲平当时正在那里向来自各地的同学们搜集歌谣。毛泽东见了，问柯仲平在做什么，柯仲平说在记录歌谣。毛泽东说：一个人记录多慢呀！你为什么不去找成（仿吾）校长，要他多弄些纸来，裁好了发给大家，让每个人自己写出来，岂不是更好么？柯仲平立即去找成仿吾，请同学们写下自己掌握的歌谣，这一次就收集了好几百首。柯仲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民间歌谣呢？主要是因为民间歌谣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上丰富、生动、刚健、清新。”
1939年2月，柯仲平带领民众剧团离开延安，深入陕北边远山镇巡回演出，除了秦腔外，还有少量眉户和秧歌剧。这是首次以秦腔的艺术形式来宣传抗日救国理论，在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曾对朱德说：“民众剧团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这很好。”
民众剧团的这次巡回演出历时4个月，行程约1200公里，所到城乡30余处，于1939年6月回到延安。民众剧团首次外出演出影响重大，受到途经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各地党政部门的重视，人称“第一次小长征”。剧团归来时，毛泽东送来100元，李富春送来100元，贺龙送来20元，全团为之振奋和感动。在这次“小长征”之后，民众剧团被安排住在中央所在的杨家岭隔壁，并且被正式列入政府预算，归属中央宣传部和边区党委直接领导。当时有报道指出：“民众剧团出发时本有30人，归来时已扩充至41人。自出发至归来，步行2500里，团员中虽有12岁幼童，但无一掉队者。”民众剧团顽强的精神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极大肯定。在这次巡回演出的影响下，边区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延属分区相继建立了类似性质的剧团。
亲自将话剧《国魂》改名为《中国魂》
毛泽东很关注民众剧团的发展方向，他要求柯仲平等人以秦腔做试点，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对传统戏曲进行改造，使其成为革命文艺的组成部分，最终建立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崭新的民族戏曲艺术。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是为新政治服务的。”这个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文化，在当时就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民众剧团就是“要向着创造抗战的民族大众艺术文学这个方向努力”。
但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的思想还不统一，如对待遗产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一种是“国粹”主义，一概接收。在民众剧团成立之初，柯仲平、马健翎就采取了正确的做法，明确提出：“不是要把过去的旧戏不要了，恰恰相反，我们还是热烈爱护这些娱乐的。”“旧有的民间艺术，也是我们制造抗战大众文艺的一个最中心的基础。”“创造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学艺术，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他们要利用秦腔这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装进抗日救国的新内容。这种做法，在当时被称为“旧瓶装新酒”，即是“运用旧的民族形式，创造新民族形式”。新民族形式的核心是“喜闻乐见”，即“中国大众的喜闻乐见”。这种“新民族形式”“中国大众的喜闻乐见”，就是新秦腔。用老百姓的话说：“它能叫我们娱乐，又能教我们懂得打日本的事。”艺术家们给这个形式取了个名字叫“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
民众剧团的团歌唱道：“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剧团团旗上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舞台两边贴着对联，上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额是：“团结抗战。”陕北老乡用《信天游》来赞颂剧团：“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一杆大旗硷畔上插，我把你亲人迎回家；”“黄米馍馍就酸菜，我把你剧团没错待。”乡干部们也纷纷说：“你们演一天戏，胜过我们工作一个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会上，民众剧团被授予“特等奖旗”。
1938年，马健翎创作了话剧《国魂》，写的是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通过党的秘密组织打入日军内部进行抗日的故事，用方言排演。第一次为抗日军政大学师生试演时，毛泽东看了戏，随即接见了马健翎，说：“你这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很快，马健翎就把它改编成秦腔，并再次请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几天后，他给柯仲平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应当把这个戏的名字由《国魂》，改为《中国魂》。”这虽是一字之改，却是画龙点睛之笔，更加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题思想。此后，这个戏就以《中国魂》为名，流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解放后还在西安等地重新演出，反响强烈。
革命任务的需要，血与火的召唤，让文艺家们怀着救国救民之心，以极大的政治热情，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创作排演了大量革命现代戏，如《好男儿》《那台刘》《查路条》《三岔口》《干到底》《两亲家》等，其中代表性的有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丑恶本质的《抓破脸》，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大家喜欢》《十二把镰刀》等。新的革命现代戏的主人公都是工人、农民、八路军指战员、进步知识分子等劳动人民，如义勇军郑二虎、老农妇刘姥姥、秘密党员唐俊峰、抗日游击队长吴刚、青年铁匠王二等。这种变化一改秦腔旧剧目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霸占的局面，把被封建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正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下，创业的艺术家们，以超常的胆识，丢掉传统秦腔中全部旧有的封建内容和部分传统旧形式，创造出为火热的政治斗争服务和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并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新秦腔。
鼓励民众剧团发展“新秦腔”
1942年5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步骤，旨在解决当时延安文化界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文艺工作者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前，找来了许多位作家交谈，征求大家的意见，可见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是从群众中来的。经过综合、提炼、形成科学的理论，反过来又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柯仲平和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5月2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认真做了记录。据出席会议的温济泽回忆：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得很激烈，最让毛泽东满意的，就是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的发言。
柯仲平操着云南话，结合自己率领剧团到各地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介绍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幽默地讲道：“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到我们所在地区找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接着柯仲平的话头说，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柯仲平向全团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和会议情况，大家深受鼓舞。值得庆幸的是，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有“新秦腔”。如果说，毛泽东在火神庙看《五典坡》时所作的指示是昭示性的号召，而这“新秦腔”的提出，便是具有总结性的论断。从此，秦腔踏上了艰巨的改革之路，同时也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辉煌时期。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要求，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日益成熟，表现感染力增强。原来主要是演出小型剧目，这时逐渐推出大型的，在政治上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力量，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特别是《保卫和平》《血泪仇》《穷人恨》等几部大型剧目的上演，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成为发动群众、鼓舞战士、教育新兵的“活教材”，看戏也因此被部队称为“上大课”。新兵看完戏后，纷纷表决心，提保证，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解放全中国。
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把戏送到基层去，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剧团成立不久便扑向火热的现实生活，跑遍边区30多个县、镇，随后又经常下乡演出。《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民众剧团下乡八年》的文章称：“抗战八年，下乡最多的是民众剧团，平均每8天有3天在乡间，共走了全边区31个县、市中的23个县，190余市镇、村庄，演出14750场戏，平均两天演一场，观众达260万人次以上。创作剧本45个，改编15个。”
民众剧团的成绩让毛泽东很是欣慰
1943年3月，裕民剧社到达延安，集体参加了民众剧团。裕民剧社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民众剧团传统戏的表演形式。同时，为民众剧团团结、教育、改造使用旧艺人积累了经验。民众剧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让毛泽东很是欣慰。
1943年秋，毛泽东在枣园接见了柯仲平、杨醉乡、马健翎。他说：“请来‘三贤’，有二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在哪里。”毛泽东又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件条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靠种田做工写剧本，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这次谈话是毛泽东对民众剧团从诞生到成长、从剧目到演出、从生活条件到工作环境、从创作方法到艺术道路所作的高度概括和评价，也是对剧团方向和道路的肯定。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民众剧团的发展，经常看民众剧团的戏。1946年10月，中共中央为欢迎王震和三五九旅从中原解放区回到延安举行晚会，周恩来特意指定要民众剧团演出《保卫和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陪同王震和三五九旅指战员观看了演出。在杨家岭礼堂演出时，毛泽东看戏时一边鼓掌，一边称赞：“好！好！”第二天，毛泽东让中宣部给民众剧团写表扬信，由柯仲平向剧团宣读。
在毛泽东的亲自培育和指导下，秦腔这一古老的剧种，终于嬗变为新秦腔。新秦腔不只是旧形式的利用，也不仅是“旧瓶装新酒”，而是一个彻底的变革。新秦腔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在旧剧革命中，开了地方戏曲改革的先河，为中国戏曲的健康发展探索出新的道路，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其改革历程突出地向人们展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其正确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对待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在中国戏曲史上树起一座高大的里程碑。
1949年6月，一野政治部将民众剧团一队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一野宣传队），一野西进兰州时，一野宣传队更名野政文工团，后与联政宣传队合并更名西野宣传队，解放后改编为兰州战斗文工团。1949年开国大典前，民众剧团二队以边区民众剧团的名义调往西安，1950年被命名为西北民众剧团，属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1952年底，西北戏曲研究院成立，西北民众剧团被编为实验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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