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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系列文摘⑩ 延安时期的从严治党实践 |
| 时间:2018-02-06 09:28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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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从严治党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蔓延，贪污腐败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党员数量尤其是农民党员数量的增加，又出现了“不要组织纪律”这种漠视纪律规矩之事；再加上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残留着官僚主义遗毒，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鱼水情深的党群干群关系。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党进行了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紧紧抓住党员干部这一关键，从各个方面全领域进行从严治党实践。
把干部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第一位
在思想上，通过教育从严要求党员干部，把干部教育特别是在职干部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第一位。为此，我们党创办了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30多所干部学校，还专门制定了在职干部教育实施的相关法案，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机构、科目编制、制度奖惩、考试检查以及教员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在课程方面规定要以马列主义为主要讲授内容，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深入学校指导办学工作，还经常讲课，毛泽东为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唯物论”，后来成为《实践论》《矛盾论》的主要部分，其他中央领导也经常上讲台当教员，这使得党员干部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坚定了理想信念。
通过制度规范党员干部行为
在制度上，通过制定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制度设计，以此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当时，虽然我们党处在战火纷飞和经济困难的环境下，但仍然不遗余力地建立健全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以及刑事、民事、廉政、司法等具体法律法规，建立了严格的干部管理制度，实行了统一的财政经济制度，从而有效地扎紧了制度笼子，发挥了严格的制约作用。
形成较为成熟的监督体制
在监督上，我们党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督体制，包括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五位一体”的监督体系。早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就曾说：党员干部“要互相监督，监督的紧就谨慎，就觉悟。监督的越紧，觉悟程度也越高。”可见，我们党很早就认识到了监督的重要性。进入延安时期，我们党更加注重发挥监督作用，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民主选举，充分调动了李鼎铭等民主人士的参政积极性，实行了以“三三制”为主的民主监督，使得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处于三分之二的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监督之下，这就使得共产党员更加注意自身的工作和言行，保持廉洁奉公，否则，就会受到批评、检举甚至弹劾，充分发挥了监督的效能。
加强反腐败斗争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在反腐上，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时刻不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并对出现的腐败分子严惩不贷，毫不手软。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克功案和萧玉璧案。黄克功是一位资历老、功劳大的高级干部，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而沦为杀人犯。党没有因此让其“戴罪立功”，最终被判处死刑。萧玉璧也是一位有功的战斗英雄，但他无视党纪法律，贪污公款3050元（法币），被执行枪决。所以说作为党员干部，不论功劳有多大、职务有多高，只要贪污腐败了，就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这正如当时胡耀邦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所说：“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能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这也说明我们党历来都是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
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作风上，我们党严把作风关，实行领导带头，率先垂范，以保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比如在生活上，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穿的都是布衣服，吃的都是小米饭，住的都是土窑洞，从不搞特殊化。在工作上，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的领袖们更是时时事事处处带头示范，毛泽东点灯的煤油总是省了又省，一个旧信封正反面写了又写；朱德天不亮就背起粪筐去拾粪，穿得极其朴素，所以续范亭写诗赞道：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自己的床头订好了生产节约计划，并身体力行，利用一切时间予以践行。可见，当时的延安，我们党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党员真正践行了：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并且带头勤恳工作，廉洁从政，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充分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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