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和飞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早，对空军的认识和创立准备远远早于这支军队的诞生。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同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创建了航空学校，第一期共有10名学员，其中有3名就是我党派去的共产党员。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刚刚创立3年，党员不足1000人，还没有自己的军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了革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并开始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拉开了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就在这样血腥艰苦的条件下，为了继续培养航空人才，党中央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校的留学生中选调了18名党团员转到苏军航校。这些人大部分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者。

1930年2月，红军缴获了第一架飞机。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特区工农民主政府指示驻在罗山的红军，要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保护好飞机。驾驶员龙文光经过红军做工作，同意留下来为红军服务。红军还用这架飞机对国民党县城的守军进行了轰炸。

1931年春，在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的钱钧被分配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鄂豫皖特委和军委决定成立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任命龙文光为局长，钱钧为政治委员，并把缴获的飞机命名为“列宁号”。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当时，担任新疆督办的盛世才打起“抗日救国”旗号并骗取了苏联的援助，在新疆办了一所航空学校。毛泽东、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决定借此机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大批量培养我们的航空人员。1938年1月，在我党驻新疆代表陈云同志的具体协调、努力下，我党挑选了吕黎平（后来成为空军第四航空学校的首任校长）等43名红军干部赴新疆学习航空技术。毛泽东将这几十个人视为未来空军的希望，专门让陈云负责考察每个同志的身体条件、智力心理素质，叮嘱他们“努力学习，迅速掌握本领，为将来组建自己的空军做贡献”。

1939年后，国共两党摩擦加大，盛世才转变态度，开始禁止我们的学员继续学习，并不断给学员制造麻烦。一些学员情绪开始不稳定，纷纷要求回到抗日前线。毛泽东获悉这些情况后，一方面给学员们发电报，勉励他们“安心学习，严守纪律”，另一方面派接替陈云的邓发去做稳定思想的工作，同时与航校协调继续培训事宜。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有了建立自己的航空学校的想法。1941年1月，经毛泽东签批，建立延安航校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始，并挑选了100多名干部学习数学、物理等航空基础知识。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和邓发的积极努力下，新疆学员争得了学习飞行的机会。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忍辱负重，刻苦钻研，以顽强的毅力和优良的成绩，很快掌握了当时苏联援助的最新机种“依-15”和“依-16”歼击机的驾驶技术。而延安筹备中的航校，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支援的飞机运不进来等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在组织修建延安机场和接待、看管及维护来往于延安的飞机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联系和保留航空技术骨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在航空管理上积累了初步经验。

1942年，盛世才终于撕下他伪装的所谓“进步”面孔，追随国民党蒋介石掀起反共恶浪，大肆在新疆逮捕共产党人。在新疆学习航空技术的共产党员，都被逮捕关进监狱。毛泽东始终惦记着我党这批珍贵的航空人才，即使在重庆谈判的重要时刻，还督促国民党当局释放包括航校学员在内的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让周恩来亲自去斡旋、交涉，终于使他们得以释放出狱，并于1946年7月顺利返回延安。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作出创办航空学校的决定，而且，根据我党的战略安排，把第一个航空学校的校址选定在东北。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日军遗留下来的机场和航空设备，另一方面便于获得苏联的支持。中央在过去学过飞行的人员中挑选了三十几个人赶赴东北，接着又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调集了600多人前往，以加强航空学校建设。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召见了带队的王弼、常乾坤两同志，并就创办航校的任务、意义和注意事项以及飞行员待遇等，都做了具体指示。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具体要求，在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等同志的支持下，这批同志迅速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些机场，搜集了一些器材，还储存了一批残破的飞机、航材和航油。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缺乏的教学人员，根本无法满足办学校的需求。说起来也很巧，就在他们无计可施时，突然发现一支还未投降的日军部队，据侦查，这正是日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包围、劝降了这支日军部队后，在清查俘虏时，发现里面竟然飞行员、机械师和飞行部队必需的技术人员应有尽有，筹备人员高兴地说：“搞空军有望了！”后来，在彭真、伍修权等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参与做工作的情况下，队长林弥一郎感受到我党我军的诚意、友善以及正义性，终于同意带队伍为我军服务，林弥一郎后来也成为民间的中日友好使者，为中日友谊奋斗了一生。

经过半年的筹备，万事俱备，1946年3月1日，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在吉林省通化市正式成立。

东北老航校创建之初，训练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不仅缺乏必要的训练设施、器材和燃料，而且还时刻处于国民党军和日伪残余势力及土匪、特务的轰炸、骚扰和破坏中。他们从通化市转移到牡丹江市，最后又转移到黑龙江的东安县，才算安顿下来。在训练中，他们没有初、中级教练机，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缺乏汽油，经反复试验用酒精代替；缺乏无线电设备，就用红白旗子和手势指挥；没有航空用表，就用马蹄表计时；没有飞行服，就穿布衣上天……生活上，他们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吃的是自种的高粱米、玉米饼子，住的是四面透风的破旧军营。为了避开敌机空袭，他们白天种地，早晚训练。克服了重重困难，他们创造人间奇迹，终于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据统计，从建校开始到1949年3月三年多时间里，东北航校共培养出126名飞行人员，24名修配人员和400多名航空工程、通信、气象、场站、参谋等各类航空技术人员，造就和锻炼出了一大批懂得航空技术业务的军事、政治、后勤和技术管理干部，为后来组建人民空军、创办新中国的军事航空事业，奠定了初步的人才基础。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3月8日，根据兼任东北航校校长的刘亚楼建议，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约见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治委员王弼，听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毛泽东等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不断插话询问学员来源、训练水平、装备数量、飞机性能、教学能力、保障条件等情况。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了不起！了不起！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培养了一批种子！”

正是听了这次汇报后，根据当时的解放战争形势，1949年3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负责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飞机、航空设备，收容旧航空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恢复航空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强培养航空人员，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

航空局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从东北航校抽调部分干部组成3个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执行任务。到空军成立前，他们共接收旧航空人员2312人，接收破旧蒋军飞机113架，日军遗留飞机46架，各种型号的发动机1278台以及4万多吨的航材和物资。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力量恢复航空工厂12家，并使之开工生产，恢复使用机场40座，开辟了北平到东北、华中、华东和西北方向的4条主要航线。同时，航空局的同志们还精心设计了沿用至今的人民空军机徽和军徽。

在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仍然密切关注空军的筹备工作。在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的情况下，1949年7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会议，专门商讨组建人民空军事宜。7月26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取消军委航空局，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8月15日，为了确保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空军司令部决定在北平南苑机场组建临时飞行中队，徐兆文任中队长、王平阳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战斗机分队、1个轰炸机分队、1个地勤分队，装备P-51型战斗机、蚊式轰炸机、B-25型轰炸机、PT-19型教练机等各型飞机17架。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飞行中队，归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建制。这支飞行中队在9月5日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

所以说，在人民解放军建军22周年之际，这支从井冈山走下来的“土八路”，已经是一支装备有空军的正规化军队了。

再后来，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空军的主要领导：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王炳璋任参谋长，常乾坤任副司令员，王弼任副政治委员。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这一天被定为人民空军成立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