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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转折是怎样发生的——重回遵义会议现场
时间:2020-09-28 10:39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

  84年前,黔北重镇遵义,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一次历史性抉择,中国革命实现从“谷底”步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之际,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遵义会议会址,重温来时路,寻找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信仰融入大地
 
  遵义市子尹路的贵州旧军阀柏辉章公馆,2层的青瓦小楼高墙壁立、朱门厚重。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记者挤过熙熙攘攘的参观者,踩着木楼梯来到二楼东头的一个房间。地面铺着红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藤条木椅围成一圈。
 
  讲解员介绍,这里就是当时的会议室。她熟练地念出了20位参会人的姓名。
 
  柏辉章公馆在当时遵义城内无人不晓,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认这栋楼和这间会议室还颇费了些周折。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会议召开极为保密,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当地曾将红军当年召开群众代表大会的天主教堂误认为是遵义会议会址。
 
  确认会议的房间更是一波三折。1935年红军离开遵义后,柏辉章家族的一名亲戚较早进入公馆。他记得:“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
 
  几经查证,遵义会议会址和会议室最终确认。墙上的那张大胡子外国人像,就是马克思的画像。
 
  现在已无从查知,这张马克思画像从哪里由何人带来。也许,它来自红军出征的江西,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黎平会议,突破乌江天险,来到遵义城,贴在了会场里。
 
  风雨坎坷,九死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坚如磐石。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天气一定很冷,因为会议桌下放着一个火盆。屋外天寒地冻,屋内热火朝天。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走向成熟。
 
  会议作出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决定,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遵义会议,称之为“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这以后,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展示出无穷的生命力。”张小灵说。
  
  “如果继续照搬教条主义、照套本本,是什么结果?会前的湘江之战和会后的四渡赤水就是最好的对照。”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说,从那时起,我们党便深刻认识到,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民心推动转折
 
  记者瞻仰会址时,惊讶地发现,墙壁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仍然完好。红军离开遵义后,这些标语还能“幸存”?
 
  张小灵解开了记者疑问:红军撤离后,柏辉章家人曾找当地群众来铲除这些标语。群众对红军有感情,从中“做了手脚”,用可清洗的石灰浆水将标语覆盖。解放后,经当地一名泥工指认,对墙壁进行清洗后,红军标语赫然重现。
 
  “能如此得民心,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进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绝不是偶然。”张小灵说。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进城前,红军总政治部专门下发文件,要求红军战士严守纪律。战士们对群众秋毫无犯,还大力宣传红军不收苛捐杂税、主张抗日等。当红军大部队出现在遵义城边的丰乐桥桥头时,大批民众挥舞着三角小旗,把鞭炮放得“噼噼啪啪”震天响,热烈欢迎红军队伍进城。
 
  “红军不打人不骂人,把地主的粮食和房子分给老百姓,我觉得这支队伍很好,愿意跟着红军走。”在遵义参加红军的李光生前回忆说。他中午参军,当天下午便打了一仗,这一仗正是为了保卫正在城内召开的遵义会议。
 
  在遵义市桐梓县,当地群众100多人昼夜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十多名缝纫工人和几十名辅助女工,自带缝纫机为红军赶制军衣3000多套。不少遵义群众还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有的为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为红军抢修枪炮等。
 
  新中国成立后,丰乐桥改名迎红桥。桥的名字变了,但遵义人民对红军的感情从未改变。
 
  今年3月,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在遵义汇川区团泽镇卜台村拍摄时,当地村民敲起震天响的腰鼓,抬着一头绑着大红花的大肥猪,挑着水果、自家蔬菜、鸡蛋,自发前来拍摄地慰问。抬在最前面的大红标语格外动人——“欢迎红军再回家”。
 
  “遵义群众坚信,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来帮助穷人翻身的,因此民众不光欢迎红军、拥护红军,还帮助筹集军费、充实物资,积极加入红军队伍,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后来的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遵义市长征学会常务副会长黄先荣说。
 
  坚定走向远方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我姓红,叫红军,我住在中国。”
 
  在遵义市绥阳县,当一名负责为部队断后的红军战士被捕,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他竟如此镇定豪迈地回答,直到被推入滔滔河水中,英勇牺牲。
 
  在无数壮烈牺牲的红军英雄的心目中,为“中国”而死,为千千万万同胞更好地活下去而死,虽死犹生。
 
  1934年12月25日,遵义市余庆县龙家镇,59名失散红军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视死如归。刽子手们见红军战士个个豪气冲天,十分恐慌,一阵乱刀砍杀后,匆匆把59名红军推入“万丈深坑”,仓惶而逃。
 
  生死关头,信念不移,浩然的精神力量震撼人心。
 
  一组数据令人惊叹:
 
  长征出发时,红军指战员每3人才有一支步枪,每支枪不到50发子弹;轻重机枪,平均每挺仅约300发子弹。湘江之战后,部队弹药所剩无几。到达遵义地区后,每支枪平均只剩3发子弹。
 
  而此时,国民党军40万重兵正急速向红军包围而来。红军用这“每支枪3发子弹”的装备,几乎是赤手空拳,与配备飞机、大炮的敌人展开搏斗。
 
  在贵州的深山密林中,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每天还要面临严酷的环境和绝地断粮等生死考验。
 
  若要问,他们一往无前的勇气来自哪里?答案是:信念。
 
  一名跟随红军行军560天的英国传教士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有的。”
 
  记者走出小楼,在会址门口的大槐树下享受夏日的清凉。康克清曾回忆,开遵义会议时住在小楼里,推开窗就看见一棵小槐树。如今,这棵小槐树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大树下有一面党旗,络绎不绝的人们来到这里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张小灵说,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数激增,仅6月就接待约28万人次。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覃爱华认为,在遵义会议会址“既能寻找到初心,还能真切感受到我们党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深刻回答了这三个问题,逐渐从幼年走向成熟。”黄先荣说,“艰苦卓绝斗争中形成的传统和优势,一直引领着这个国家前进,如今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显示出更加强大的力量。”(新华社记者胡星、李惊亚、朱超 参与记者:马云飞、齐健、李黔渝、张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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