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已可清晰预见。但在中国，国民党却从4月开始出现了对日作战的豫湘桂大溃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形成鲜明对比，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迅速高涨。国内有识之士已经清醒看到，要扭转败局，必须发扬民主，动员全国力量，进行全面抗战。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党考虑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向国民党提出战后和平建国的具体步骤和办法，国民参政会再次成为国共角力的平台。

毛泽东的批示

由于9月初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将讨论下一届参政会的组成问题，8月17日，董必武在重庆致电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国民党与张澜、左舜生等中间力量商议参政会加补参政员问题。当日，毛泽东在该电上写下了日后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批示，指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以上请周考虑拟复”。毛泽东把向社会各界公开提出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为了慎重起见，要求在提出前征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和秘书长左舜生的意见。

第二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起草给董必武、林伯渠电报提出，请他们考虑我党公开向国民党要求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并嘱就此意见先行试探。毛泽东在这一电报上批注道：“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并指出这一点将来要在党的七大上作决定。可见，毛泽东把成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重大战略目标提出来，并且希望将来以全党的意志固定下来，其具体步骤是先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

为做好向国民党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工作，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及团体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事项，正式把这一会议称为“国事会议”，作为组建联合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随后，中央于9月4日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和王若飞，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这说明我们党已经做好了向国民党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组建联合政府的政策思想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项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决策。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中间党派对我们党关于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加赞赏，但是不赞成用中共名义正式提出改组政府问题，认为这样会引起大争论，他们不便表态，主张中共在大会报告中顺便提出。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毛泽东便复电“即请作罢”，报告中“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请董必武、林伯渠酌情决定，但是在回复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至此，在提出方式上我们党与中间力量做好了协调。

林伯渠的提议

9月15日，林伯渠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我们党正式在全国人民面前向国民党提出了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由于觉得林伯渠给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原稿语气欠健，不足以杀彼辈之气焰”，毛泽东9月27日起草了日后以林伯渠名义给王、张的复信，向国民党正面指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绝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耳目。该信由林伯渠以林祖涵名义于10月交给张、王二人。

这样，我们党既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也直接向国民党正面提出了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然而，国民党当局则是完全拒绝的态度。

周恩来的演讲

为宣传推动国事会议、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10月10日在延安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发表《如何解决》的著名演讲，详细阐述了“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实施步骤：

第一、这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

第二、这国事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三、在这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

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

第五、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

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

对政协的影响

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关于抗战结束后的和平建国路线基本形成。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从国事会议、联合政府的提出到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被毛泽东作为政治报告主题，这一主张无论是对于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还是对于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都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

一是为争取民主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在这一时期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多次以我们党争取民主的要求“空空洞洞”“毫无边际”为由搪塞和拒绝，而第三方面大力倡导和推动的宪政运动则被国民党劫了旗帜。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提出，解决了实现政治民主的具体目标和步骤，最终促成了1946年旧政协的召开，1949年召开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实现了这一主张。

二是成为当时团结民盟等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最大政治公约数。这一主张最大限度地代表了民盟等第三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民主进步人士的政治利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成为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旗帜和方向，极大联合与团结了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也成为后来“政协路线”的核心内容。

三是为1949年人民政协的召开奠定了政策基础。尽管形势和任务不同，然而从当时的政治设想可以看出，国事会议的组织形态完全不同于中间党派提出的各党派委员会和党派会议，也不同于旧政协，而1949年新政协则与之极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