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历史上是如何过“紧日子”的？

　　1927年8月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出现严重的物资匮乏，导致军民生活极其困难。为应对危机，党员领导干部自觉自愿地厉行节约，过“紧日子”。同时还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节省运动，以充裕革命经费、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

　　一方面，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省吃俭用，厉行节约。例如，毛泽东同志当时只有一床连棉花带布不到三斤半的旧棉被，晚上睡觉用禾草做枕头，衣服只有两套，而且还打了很多补丁。中央苏区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是一双草鞋、一顶雨笠。可见，过“紧日子”，艰苦奋斗，已经成为当时党员干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筹集军事经费，党和中央苏区政府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的口号，在中央苏区群众及苏维埃机关团体中开展节省运动，全力以赴支持在前线作战的红军官兵，有力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节省每一个铜板”成为当时中央苏区一句响亮的口号。

　　1934年3月，《红色中华》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及各学校，“节省每一个铜板”来帮助战争，同年4月至7月四个月内节省80万元经费。1934年3月2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要求中央苏区工作人员自带伙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回家背米去机关吃。因此，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动党员群众积极响应。闽西有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中央苏区干部访贫问苦、节约奉公的动人形象。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巨大成绩。经中央审计委员会核查统计后显示，中央各部门1934年4-7月的开支总和比2月份减少625876元，节省款项共计87896.208元。这只是金库收到的数字，实际节省的数目远不止这些。中央各部门不仅完成了四个月节省80万元的目标，而且还比计划数超过近一倍即130万元以上。

　　抗战时期，尤其是1940年至1942年，抗日根据地处在最艰苦的时期，财政发生严重因难。因此，党员干部群众厉行节约，过“紧日子”，齐心协力渡难关。例如，毛泽东同志居住在简陋的窑洞，周恩来同志睡土炕，彭德怀同志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林伯渠同志戴着用线绳系着断了腿的眼镜。

　　陕甘宁边区还积极开展大规模的节约运动。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号召党政军民学全体动员，厉行节约，养成爱惜公物的习惯与切实朴素的作风，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连队设立组织节约委员，互相勉励，互相督促。在机关、学校中开展严格的节约运动，包括：确定编制后非经上级允许，不增加人员马匹；极力减少客饭与招待；减少杂务人员与马匹的使用等。可见，面对陕甘宁边区遭遇的困境，开始推行群众性的节约运动，并且还创造性提出选任节约委员和订立节省公约等方式。

　　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实施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民力，解决“鱼大水少”的矛盾。1942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提出：克服今后物质困难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实行精兵简政成为摆脱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困境的一剂良方，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和浪费性的支出，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

　　与此同时，党的中央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精简。1943年3月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为了集中统一各地民众运动，还将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党的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后，更加简便与灵活，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

　　在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倡导过“紧日子”，一方面开展厉行节约，一方面实施精兵简政，党中央机关也同样进行了精简和调整，而且把厉行节约和精兵简政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精兵简政，一大批编余人员和干部投入到了生产一线，明显提高了机关办事效率，从物质和精神上，为渡过困难时期，为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情是基础薄、国力弱、收入少、开支多，因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过“紧日子”，勤俭建国，并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屡次强调要勤俭节约、勤俭建国。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是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呼吁：“必须继续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把能节省的每一文钱都用到建设上来。”可见，为了克服当时的困难，必须学会过“紧日子”，而且厉行节约原则不仅是困难时期短时间的坚持，即使国家富强起来了，同样也要坚持。

　　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发动了全国性的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运动，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此，党报党刊也增加了对增产节约政策的宣传力度。1951年11月，《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指出：增产节约“不只是解决某些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人民国家的根本方法”， “增产节约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该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应采取精兵政策，实行整编，减少现役人员；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紧缩人多事少的机构，补充事多人少的方面。取消那些可有可无的机构，有些机构和团体可以归并、兼办或者合署办公；进一步地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订立爱国公约，组织竞赛，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这次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效。1952年1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了《关于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据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节约总值达31.7亿元，其中增产总值11.6亿元，生产和基本建设成本节约13.7亿元，流动资金节约6.4亿元。因此，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增产节约运动顺利结束。

　　此后，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的工作实际上一直在延续。例如，1953年初的收支相抵将发生赤字21.5亿元。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1961年，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团结群众，同心同德，共渡难关。领导干部带头，“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形成团结互助、共渡难关的凝聚力。

　　一方面，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带头过“紧日子”，对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战胜困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主动下调每月粮食定量，中南海每位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下调。毛泽东同志还宣布：“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毛泽东同志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全国人民咬紧牙关，把口粮定量都减到了最低限。另一方面，为了过“紧日子”以渡难关，还大规模精减城镇职工和人口，许多城市职工听从党的召唤，回到农村落户。

　　196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即“五月会议”)决定在1961年已经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精减职工870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精减职工1000万人以上。

　　1963年7月，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顺利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减少粮食销量138.4亿斤。由于城镇人口减少，节省了国家工资开支，粮食购销量相应减少，同时就减轻了农业负担。这对于缓解农村灾情，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具有重大意义。

　　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群众上下齐心，“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规模地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并得到广大城镇职工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有助于当时较快地走出困境。

　　总而言之，党在历史上多次遭遇艰难困境，为此，党员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过“紧日子”，省吃俭用，先后大规模地开展节省运动。这些做法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困境的成功经验，而且克勤克俭、厉行节约也逐渐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和行为习惯，成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

　　如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抵制腐败，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员干部仍需要树立过“紧日子”的观念，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把有限资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使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凝聚人心、共克时艰的重要法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