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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6-12-10 13:16来源: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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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党团组织
1932年秋，由英国人出面在哈尔滨主办的英亚社(共产国际驻哈机关)要发行一种俄文报纸《哈尔滨新闻》，地下党组织推荐王学尧去做俄文编辑，参加《哈尔滨新闻》的编译工作。此时，他和金剑啸密切配合，在当时的《国际协报》、《大北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抗日宣传。他俩用文笔作为武器，在报刊上含蓄、深刻地揭露伪满统治下的东北，底层人民的生活困苦，社会各种矛盾交织，统治者的专制残暴，致使广大民众噤若寒蝉，不寒而栗的社会现状。
1933年，为了扩大党团组织，党组织决定王学尧负责哈尔滨道里区委的领导工作，主要任务是在各大中学校发展党团组织。王学尧深知，要想接近爱国学生，必须让他们认可自己的志趣爱好，人格品行。于是，他以法政大学学生的身份，积极活动在哈工大、哈医专、扶轮学校、铁路业余技术传习所、三中等校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他根据青年人积极、热情、好动的特点，把文体活动的场所做为进行宣传鼓动、结交青年朋友的阵地。王学尧能说善写，还喜欢打球、赛跑、游泳、滑冰、滑雪。为了适应各种艰苦的斗争环境，他夏天在暴风雨中淋浴，冬天顶着风雪跑步。他常鼓励同志们说，要报效国家，就必须有强壮的体魄和各种生存技能，遇雪能滑、逢水能渡、有马善骑、有枪能射、会开火车、汽车，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典型的游击队员，随时准备开赴抗击侵略者的战场。由于长期锻炼，王学尧身体健壮、瘦削、体力过人，皮肤黝黑，因此同志们都叫他“黑王”。当时，大中学生都知道“黑王”的名字。
为了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共青团组织，王学尧到三棵树铁路机务段当扫车工人。由于他工作勤奋，为人衷恳，不久就在那里建立了团支部，吸收了20多名铁路工人加入团组织。有一次，几名铁路工人被伪铁路警察抓去了。王学尧组织工人进行请愿和谈判，最后取得胜利，迫使警方将被捕工人全部无罪释放。他还动员一些青年参加口琴社，他亲自到口琴社去给青年讲时事政治。在他的努力工作和宣传鼓动下，哈尔滨的各大中学校很快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和党团组织，发展了一批学生党员。后来，不少学生参加了抗日联军，成为真正的游击队员。
革命的一家
几十年前，新安埠（现道里区）的安丰街，是一个僻静的小街，全是小平房，31号小院是共产党员王学尧的居所，也是掩护地下党开展革命工作的秘密联络点。在日伪统治时期，王学尧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十几位地下党员开展革命工作，从未出过差错。
为了党的事业，王学尧早已坚定了奋斗终生的思想。他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取得抗日救国的胜利，要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乃至最宝贵的生命。因此，一切都要从党的事业需要出发。早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读书时，就有一位姓赵的纯贞少女对王学尧颇有情意。王学尧对这位少女说：“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我不能给别人增添痛苦。”他拒绝了这位少女的纯真爱情，从此立下为革命终生不娶的思想。后来，经家里人和朋友劝说，才决定娶妻成家。有人给他介绍一位城市姑娘。他说：“不行，我要找一个没有听过火车叫的淳朴农村姑娘做自己的终身伴侣。”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娶一个农村姑娘，因为她大脑如白纸，没那么复杂，没有五颜六色，我能很快把她统一色调，染红就是正红，否则结什么婚？”后来，他终于找了一位叫周占英的高个子农村姑娘。据周占英回忆：“我原是乡下人，没文化，家里很穷。因为父母死的早，15岁那年，姐姐就把我送到王学尧家里，17岁那年，也就是1934年8月，王学尧同我这个孤苦无依的乡村姑娘结了婚。”周占英虽没有文化，但纯朴、善良、勤劳、勇敢。由于王学尧经常给她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所以她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就担负起为地下党保管文件的重要工作。王学尧叮嘱她说：“若是发生问题，就把文件吃掉或烧掉，千万不能落入敌手。”她对此刻骨铭心，兜里总带着一盒火柴，随时准备有情况时把文件烧掉。王学尧还告诉妻子：“凡是来咱家的朋友，都是拼着性命救国救民的英雄，我们也要拼着性命保护他们。”每当有同志到家里来，妻子都端茶送饭，用心接待，默默地负担起站岗放哨任务。因此，王学尧对妻子的配合十分满意，夫妻相亲相爱，互相尊重，情谊很深。
王学尧的母亲冯氏也是一位爱国进步，思想开通，慈祥善良的老人。她经常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帮助党组织传递传单。王学尧的住处也成为地下党活动的重要据点。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及省、市委领导赵尚志、杨一辰、张文藻等都在他家住过，省委还常在他家开会，妻子、母亲分头在外面放哨。
在一个寂静的冬夜，寒星眨着困倦的眼睛，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天气很冷。刚刚脱衣躺下的周占英和王学尧的母亲，突然听院子里传来嗄吱嗄吱的脚步声，继尔又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周占英忙起身开门，闪进来的是带有一股冷气的赵尚志。周占英端来一杯热茶，老妈妈招呼着到炉子旁暖和暖和。赵尚志忙接过茶说：“不成，我必须出去一趟，只是脚踩雪的声音太响。看来我只好把鞋脱在你家里，穿着袜子出去了。”老妈妈说：“这可不行，会把脚冻坏的”。周占英忙找来麻袋片、棉花和布条，让赵尚志把脚包起来。赵尚志按照周占英的办法把脚包得严严实实，又轻便又暖和。他走出去试了试，果然一点声音也没有。赵尚志指着自己的脚风趣地说：“这回我可成了飞毛腿了”。
由于王学尧的家安全可靠，党组织把他家当做重要活动的联络点。先后有十几位地下党同志在他家住过，其中有时任市委书记的杨一辰和省委书记杨光华，还有临时路过哈尔滨去抗日游击区的同志。赵尚志、夏尚志也在这里住过。杨一辰是山东人，爱吃稀饭，王学尧的母亲就经常让周占英给杨一辰熬稀粥喝。夏尚志在巴彦游击队打仗时，腿部受伤，回到哈尔滨后被安排住在王学尧家养伤。经王学尧一家的精心护理，夏尚志的腿伤很快痊愈，返回战场后，又投入了战斗。
王学尧在工作中非常关心同志的安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有一次，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住处窗户上的暗号变了，其他同志认为出了状况，没敢贸然进去。王学尧知道后，机智地前去侦察。原来，杨光华住的是俄国人的房子，房东把窗帘摘下来洗了，还没来得及挂上。疑难排除了，联络工作正常进行。在艰难困境和冒着生命危险的斗争中，有两种人，一种人性格开朗，积极向上，思想中充满坚毅和深邃的思考。另一种人则冷淡，消沉，头脑里充满消极和沉沦。前一种人，因笃定，自信，而必然成功。后一种人则因缺乏斗争的勇气，往往失败。显然，王学尧及家人属于前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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