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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诠释忠诚 ——访“红色特工”刘光典烈士之子刘玉平
时间:2017-03-10 10:13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1 点击: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被世人所淡忘,但也有一些曾经的秘密渐渐浮现出来,让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刘光典——这个几十年秘而不宣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媒体中,他于1949年6月从北平出发,赴台湾执行绝密任务、1959年被枪杀于台北的事迹已被解密,又一个忠贞、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暮春时节,本刊记者来到刘光典烈士小儿子刘玉平的工作室,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在他那间略显紧凑的工作室里,摆放着一尊出自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张荣达之手的刘光典半身雕像,话题也就由此展开。
    本刊记者:这尊雕像非常传神,看上去很年轻,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与对未来的憧憬,很符合刘光典烈士的性格,而且特别能让人对刘光典烈士的传奇故事产生崇敬之情。
    刘玉平:父亲去台湾执行任务时,我只有一岁多,实际上对父亲是没有什么印象的。但是对于父亲从我们生活中销声匿迹,几十年来生死不明,我一直以来总是心有不甘,总想把他的行踪事迹搞清楚。由于历史上的复杂原因,凭借个人力量想把当年隐蔽战线的事情搞清楚,几乎是办不到的,但我还是用20多年的时间去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并把父亲的一些重要史料整理出来。后来,有些朋友知道了我父亲的事迹,都很感动,张荣达先生就照着我父亲20岁时的照片,雕了这个半身像。我总对人说,现在是60多岁的儿子,天天陪着20多岁的父亲。
    本刊记者:为了熟悉刘光典烈士的生平事迹,请您先把您父亲的家世及您所了解的情况为我们梳理一下。
    刘玉平:我们家的祖籍在山东莱阳,后来迁到东北的旅顺农村。我父亲出生于1922年,据说父亲结婚时,有个测字先生讲父亲年龄与母亲相差太小,因此将父亲改为1918年生人。爷爷是个铁路工人,奶奶是个纯朴的农民,他们有着劳动人民勤劳、善良、质朴、本分的优秀品质。爷爷、奶奶非常疼爱、关心我的父亲,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供父亲去读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先后落入日本侵略者魔爪。此时,父亲正在旅顺老铁山韭菜房的一间公学堂学习。父亲15岁时,爷爷因病去世了,他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逐渐长大的。这以后,他当过学徒,做过煤矿财会工作,做过医药生意。父亲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工学院。
    父亲20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生长在铁路工人家庭的母亲。我的母亲叫王素莲,是河北唐山人。这一年,父亲和母亲在通州西门的一个四合院内结了婚,有了美满的小家庭。后来为了生计,父亲带着母亲回到山东老家谋生。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我的姐姐刘玉芳出生。在山东老家,因为父亲会日语,曾在枣庄一带的伪警所任职。但他毕竟是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痛恨日寇的残暴,便利用职务之便暗中保护老百姓和抗日人员。后来他弃职回到东北,从事医药、毛皮生意并有了一定积蓄。拿着这些钱,父亲跑到北平辅仁大学进修经济管理专业,同时往来东北、上海、北平做医药生意。1945年春,我的哥哥刘玉胜出生,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北平的东单豆腐巷。
    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我父亲是个有头脑、有能力,而且善于学习各种本领的青年。他在医药生意上轻车熟路,各行各业朋友也不少,有大学文凭,又会英语、日语。这些经历对于他后来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本刊记者:您父亲是什么时间参加革命工作的,以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和美满家庭,竟然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异常危险的工作中,您认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
    刘玉平: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父亲结识了东北老乡洪国式,两人的相识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洪国式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是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洪国式转入沈阳地下,受中共东北社会部辽南站领导。经他介绍,父亲在1947年加入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
    抗战胜利后,大连被苏联军队接管。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大连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而大连情报处自1947年3月建立后,除受中共东北社会部领导外,还是中央情报部门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机构,由冯弦(肖立)等人直接负责,成员多达数百人。父亲也同时成为一名中共中央情报机构的成员。
    我父亲参加革命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与洪国式到上海筹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根据中央情报机构指示,组建一家公开经营的公司,其目的就是要在蒋管区建立一个隐蔽、安全、有效的中共地下情报机构。在组建公司时,面对资金短缺困难,父亲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积蓄。我在一份有关材料上看到这样的记载:“刘光典,辽宁旅顺人,知识分子,擅长商业贸易,在上海成立华石公司时,成为洪国式的主要助手,他为人诚实机警,不嫌弃共产党闹穷革命。在洪国式、秦笠于东北、北平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的财产支持革命工作。计黄金十两,美金一千元。如以当时金价三十美元折合一两黄金计价,这一千美元就折合三十多两黄金,因此刘光典的贡献是不小的。”
    父亲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又被调回沈阳,参加辽沈战役的情报工作。他在沈阳太原街31号开设了一家药房,以做医药生意为掩护。1948年初,我就是在这个情报站内出生的。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多次冒着极大风险,奔波于敌占区与解放区之间,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如果说有什么力量在推动着父亲抛家舍业、不惜一切地从事革命的情报工作,我认为除了他正直、善良的本质外,还在于受到党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经历了多年抗日战争的社会生活体验,他看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引导中国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道路的。以父亲的性格,他认准的道路和理想,他就会一直忠实地走下去。
    本刊记者:在敌人统治地区进行党的情报工作,家庭是一种掩护,但同时家人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您的母亲深知这其中的危险,但她无怨无悔地支持您的父亲,她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
    刘玉平:是的。父亲冒着各种风险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母亲也承受着各种压力和危险。我姐姐刘玉芳还记得,在1948年上半年的一天,几名国民党军人手持枪械到家中搜查。他们凶神恶煞般地在小楼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腾个遍,由于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为了平津战役的情报工作,我们家搬到北平,母亲依然任劳任怨地做着父亲的“后勤部长”。她一方面要照顾好父亲的衣食起居,另一方面还要照看好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她时时为丈夫的安危提心吊胆,却又深明大义地承担着各种风险和压力,让父亲毫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北平和平解放后,组织上派父亲去台湾执行任务,母亲无怨无悔地理解、支持丈夫,默默挑起维持家境、教育子女的担子。从这点就可以证明,母亲是位深明大义,支持革命事业的伟大女性。
    本刊记者:关于您父亲在北平期间的活动情况,您有哪些了解,北平和平解放有着地下情报工作的很大功劳。
   刘玉平:1948年7月,东北战局已定。党组织命令洪国式与我父亲转移到平津敌区做情报工作。在此之前,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小孩从沈阳乘飞机来到北平,在东单机场下飞机后就住到东城钱粮胡同西口的南花园14号,房主是父亲多年的好友耿先生。这位耿先生知道我父亲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因此给了我们全家不少帮助。不久,父亲也到达北平,他为了选择既安全又方便的掩护场所,先后在北平城里考察过多处地点,最后在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租了一个小院,作为收集军事情报、从事地下工作的地点。宣武门内大街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当时属城乡交接之地,又离市中心不远。为了方便工作,父亲还在西单辟才胡同住过一段时间。为了掩护身份,他曾几次带着我姐姐刘玉芳到灯市口红星电影院与同志接头。
    关于这段历史,我后来在公安局同志的协助下,查到原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内三局第六派出所,即现在的景山派出所的原有登记资料,有如下记载:刘光典,曾用名刘鸿樑,出生:1918年12月1日。文化程度:北平辅仁大学政治经济系四年毕业。籍贯,山东莱阳县。另居住地:上海。王素莲,出生:1923年4月5日。文化程度:山海关简易师范二年。籍贯,河北唐山。汉族。另有记载:有配偶,无业。生活来源:以政府补贴。另外,三个子女分别为:小芳、小盛、小平。在此页上的左侧空白处用毛笔写有:1948年7月自沈阳迁来。原地址是: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31号福生西药房。
在平津战役进行中,父亲往来于京、沪及河北、东北之间进行情报传递工作。在活动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一些同志在北平的生活费都不能满足,幸好有父亲的大力支持,才解了燃眉之急。平津战役既是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拼杀,也是秘密战线上的生死博弈。在这一战役中,国民党反动派投入大量特务人员,搜集情报、探听消息、逮捕共产党人、迫害爱国人士。但无论情况多么复杂,任务多么紧迫与艰难,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中共情报部门有一大批隐蔽战线的战士,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作出重要贡献。比如1948年下半年,父亲曾将一批情报放在一个香烟盒里,带到大连情报处。我父亲所在的情报小组,也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本刊记者:平津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胜局已不可逆转,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还有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向往着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在这个重要时刻,对于您父亲来说,可能最艰巨、最危险的使命刚刚到来。
     刘玉平:确实如此。在解放战争后期,党的情报工作重点就及时地向西南、华南、华东方面转移,其中重中之重是针对台湾及周边岛屿。这时,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署下,我父亲和洪国式等人已经开始做向南方开进的准备。
    当时台湾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就派历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台湾籍党员蔡孝乾赴台组建中共台湾省工委。而中央情报部门也已在台湾做了充分细致的准备,在台中市建立了情报点。这个据点公开身份是以刘天民为经理的北方企业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包括了台湾国民党的党、政、军、文教、卫生、交通、气象等方面人员在内的中共情报组织,并且已经搞到了大批重要情报。
渡江战役后,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便选择退守台湾,并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各方面做准备,特别是为防范解放军攻打台湾采取了各种措施。而党中央、毛主席已基本确定了1950年夏解放台湾的时间表。当时,
     党在台湾的情报人员收集了多方面的重要情报,但还没有建立起电台联络,为取回情报,只能派交通员亲赴台湾。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父亲的肩上。
    父亲是1949年6月离开北平南下的。不久,家里收到他从武汉写回的一封信,信中只说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做生意。从此以后便音讯全无。
    本刊记者:这以后的情况,在几十年里都是一团迷雾,您是怎么一点一点搞清楚的。
    刘玉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政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实行38年的“戒严令”解除后,有些消息陆续传回大陆,有些资料也陆续披露出来。特别是台湾民进党执政期间,为了“臭”国民党,把一些历史上的绝密档案也给透露出来了,这为我们了解当年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撬开一个缝隙。
    1988年春节前后,我姐姐刘玉芳得到一个消息,一位在台湾坐了十几年牢的地下工作者回到大陆,他带回一份多达百人的中共在台牺牲的隐蔽战线人员名单。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我们辗转找到有关部门,最终见到了那份名单,父亲的名字就在其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父亲的确切消息,而此时他牺牲已快30年了。
    1992年,我得到台湾出版发行的《安全局机密文件汇编》。这部书分上下两册,汇编了1949年至1960年十几年中,国民党在台湾镇压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的164个案件,有50多万字。这部书中涉及我父亲的案件有好几处,其中《匪东北局社会部潜台匪干王耀东等叛乱案》中记载最为详细。这以后我又陆续看到一些与父亲有关的档案、资料,加上组织原已掌握的情况,我父亲在台湾活动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
    父亲离开北平后即前往香港。当时为了能够顺利进入台湾,中央社会部通过安东省政府主席刘澜波联系到其堂兄——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多荃。刘多荃给在台湾的儿子刘全礼写信,让他协助此事。刘全礼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我父亲以北方企业公司总经理刘天民堂侄的身份,办理了身份证明。与此同时,潜伏在台湾《扫荡报》的地下工作者邹曙,为我父亲办理了入台证。经过充足的准备,父亲于1949年10月25日从香港乘船,
渡过海峡到达台湾基隆。这是他第一次去台湾,工作难度及危险度相对低一些。恰在24日晚,解放军发起金门战役,25日凌晨登上金门岛,由于海潮变化,我军后续部队没能及时跟进,登岛部队激战三天三夜,近万名指战员及船工大部分牺牲。此战惨烈异常,蒋经国日记中记有:现场“遍地尸体,血肉模糊”字样。此次海战教训十分深刻,为我军后来攻占海南岛等战役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凸显了海潮、气象方面情报的重要性。
父亲去台湾的任务有三,其一是取回情报;其二是传达上级指示;其三是对在台情报人员进行考察。他在完成任务后,于11月27日返回香港,带回第一批极为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1. 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军情况;2. 台湾气象密码;3. 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4. 台湾西海岸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5. 高雄及基隆两大重要港口的通讯密码。这些绝密情报,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依据。就在父亲返回的当天,中共华东局交通员朱枫从香港出发,在台湾基隆上岸。一周后,通过一条渡轮上的大副,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提供的另一批重要情报带回香港。这些情报立即上报党中央,毛主席得知后,写下了“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首五言诗。
    为了不断收集台湾国民党的最新情报,1949年12月10日,洪国式奉命抵达台湾,洪到台湾后,很快又收集到一批重要情报。为及时取回情报,组织上于1950年1月6日,再次派我父亲前往台湾。父亲这次进入台湾时,情况已大大恶化。在这段时间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侦查,掌握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及下属组织的情况。国民党军警于1950年1月29日,在台北市泉州街20巷16号抓获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而蔡孝乾的叛变使得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近全军覆没。2月18日,中共情报交通员朱枫被捕;3月1日,吴石将军等人陆续被捕。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两个特务陈琦、杨文亮打入洪国式领导的情报组,详细掌握了该组的活动规律、人员组成。洪国式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集到许多军事情报。我父亲也顺利取得这批情报。2月初,父亲给上级发出信息“货已办妥,日内运港”。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没有得到回港的指令。国民党特务于2月28日采取突然行动,在台北车站诱捕了洪国式,又分别在嘉义、台中、台北将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郭秉衡、江德兴、杨为石、陆家骥、王平等多人抓捕,洪国式情报组在一天之内便不复存在。
    我父亲恰巧在敌人抓捕行动前去台北取出境证,准备购买船票返回香港。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父亲从联络人王老太太那里听到洪国式被捕的消息,于是连夜返回台北与王耀东见面。他虽然因外出躲过一劫,但此时已陷入极度困境中。父亲估计敌人正在四处抓他,于是将身上的文件转移给王耀东,自己回旅社将行李和情报全部带走。他乘一辆三轮车去“公论报社”找王耀东却没有找到,为了逃避敌人搜捕,当晚父亲便在三轮车夫家借宿一宿。第二天,父亲通过邮局给上级组织报警:“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表示所在情报组已遭到彻底破坏。然后他先去了彰化,将身份证改为罗辅基,在那里与王耀东汇合,两人搭车前往善化。从此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父亲在敌人大搜捕中得以逃脱,后来才知道是洪国式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洪国式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审问他:刘光典现在哪里?洪国式根据特务询问判断出我父亲还没落入敌手,他知道我父亲住在中央旅社,但却答:刘光典于20日返回香港去取电台。使我父亲暂时躲过了搜捕。后来在王耀东的帮助下,我父亲进入台南深山躲藏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得到一些信息,说共产党的情报员刘光典曾在台湾的荒山野岭中度过长达4年的逃亡生活,但无任何详细材料。
    本刊记者:关于刘光典在台湾深山中掘地为穴、坚持斗争长达4年之久的事迹,您是怎么了解到的?
    刘玉平:说起来也是非常偶然的事情。2008年9月,我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寻爷爷的信息。他在台湾“摩奇”网上看到一个粉红色小册子的封面,自上而下印有黑色楷书“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下面一段引文说到:“刘光典是一名匪谍,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台地工负责人洪国式的交通员,担任香港和台湾的交通联络。”看到这些文字,让我们都大吃一惊。当时,这个小册子正在网上拍卖,定价新台币500元。我马上给台北的朋友打电活,托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个小册子买下来。这个朋友当即把小册子拍下,并很快带到北京交给我。
    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专门用文字及图画描述父亲在台湾活动的原始资料。我看后,才知道父亲在台南深山中4年的艰苦历程。小册子里,详细记录了国民党特务抓捕我父亲的过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1950年3月7日,彭孟辑亲自给蒋介石打报告,汇报破获洪国式案件情况,报告的第二部分是抓捕刘光典的情况。报告讲,刘光典到台湾后,多数时间住在台中市新北里存信巷六号刘天民家中。洪国式2月28号被捕后,他得到组织被破获的消息并及时躲进旗山深处。后来,得知刘光典在台北的住处,立即搜查中央旅社,但刘光典已及时离开。为此,特务们逮捕了为刘光典办理出境证的杨志石、陆家骥及胡秀英,又将中央旅社经理何添丁、职工刘彩莲、唐阿春抓捕。另外,特务们在基隆、台南、高雄、台东等地实施突击检查。但刘光典在王耀东的掩护下,躲过了追捕。报告最后写到:“但迄今仍没发现刘有离境踪迹象,尚在继续加紧追缉中。”
    为了抓到刘光典,台湾警备司令部于1949年3月5日发出通辑令,要求全省机场、码头、警署、派出所立即严密搜查。通缉令写到,中共重要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大连人,高等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和蓝色中山装。要求各地如有发现,立即逮捕押赴总部。
    此时我父亲已在台湾同胞的掩护下进入了台南旗山深山。自1950年3月1日起,至1954年2月13日被捕,前后共3年零11个半月,父亲在这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小册子提供了许多资料。换成我们的角度,可以这样描绘这段历史:
    刘光典最初是在穷苦农民赖正亮家,他家虽然条件很差,但赖正亮尽最大努力安排好刘光典的起居饮食,而刘光典也严格遵守纪律,除交给赖正亮30元菜金外,还与他一起下地劳动,白天一起收割甘蔗,晚上则住在野外。住了一段时间,刘光典搬到农民李显玉家,后来又转移到一对王氏老夫妻家。时间久了,刘光典身上的经费用光,便以编竹器为生,风餐露宿在深山里躲避搜捕。
    这期间,刘光典一直在设法离开台湾返回大陆。一次,他得知赖正亮有个亲属在台湾航运公司工作,便托他设法帮助自己离开台湾。但是,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港口、码头的封锁,严禁船舶私自带人出海。刘光典在l950年4月底又找过胡玉麟,托他设法帮助逃出台湾,但仍没能达到目的。不久,他又冒着被捕的危险离开深山,到嘉义找熟人设法脱身,但仍不成功。以后,刘光典又找到王耀东,嘱托王耀东继续找船或采取其它方法,早日返回香港。尽管做了极大努力,但始终没能返回大陆。
    与此同时,刘光典一直坚信革命会成功,无论环境多艰苦、形势多严峻,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斗志。1954年2月,国民党特务经过近4年的追踪,最终抓获掩护刘光典和王耀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璧坤等多人。2月9日,     这个组织的成员胡沧霖向特务交代:“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一个叫王耀东的曾带来一个中共重要人物到这里隐蔽,至今还藏在附近的深山里。”敌人得到这一重要的线索后,立即组织大量军警人员,经过24小时搜捕,于2月l3日,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将刘光典与王耀东抓获。被捕后,敌人对刘光典的评价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之深。”
    根据国民党方面保存的照片,父亲与台湾籍地下党员王耀东,多年来就生活在海拔1000多米的一个洞穴里,此洞穴口宽50厘米、高40厘米,洞里仅长110厘米、宽170厘米。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
    本刊记者:国民党特务抓获刘光典后,策划、实施了一个恶毒的离间计,制造他叛变投敌的假象。这种情况对任何一个革命者都是最严峻的考验,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坚强的意志,是很难过这一关的。这也是刘光典烈士事迹中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
    刘玉平:从我父亲第二次赴台,到他在台南被捕,4年时间里,组织上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1954年2月下旬的一天,中共驻香港人员得到刘光典已叛变的消息。不久后,又发现刘光典在香港公开露面并发表反共言论。那时,由于条件限制,党的有关部门得到这一情况后,虽一时无法做出正确判断,但是又不能不采取防范措施。这就使得我们一家受到很大影响,不仅从钱粮胡同搬到北新桥王大人胡同观音寺21号(现前永康一巷2号)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去住,而且全家的生活状况也大不如前。1955年秋天,我母亲也因心脏病去世,家里就剩下我们几个孩子。
    现在已经搞清楚,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搅乱大陆政局,也是为了动摇我父亲的信仰,逼迫他转变立场而专门设计、实施的毒辣计谋。国民党特务不但对外散布刘光典已经背叛的假消息,还找了一个与父亲十分相像的特务冒名顶替,跑到香港发表反共言论,以扰乱我情报部门的视线。其实,这时父亲一直被国民党关押在台北市青岛路的军法处监狱。他在牢中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丝毫也没有动摇过。
    本刊记者:刘光典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中,有5年之久,有他在狱中的资料吗?
    刘玉平:不是太多,但有些重要线索。上海出版的《书城》杂志,在2010年登出原国民党士兵张家林的《一个台湾老兵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曾经在监狱中与我父亲同处一个牢房,他在文章中提供了重要材料:
“还在养病治疗的时候,我突然被调去8号病房,那里关的是刘光典,旅顺人,20多岁。我们初见面,他就自报姓名,这点令我对他生出好感,因为我自己也这样。有些人不这样,他们不愿跟人透露自己的一切,包括真实姓名。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他是中共社会部派来做洪国式的通讯员。刘光典联络不上他,于是在嘉义的山区躲藏着,从嘉义跑到台南,躲了两年多,后来被抓,关到了8号。我因为对他一见面就有了好感,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案,却很同情他。渐渐我发现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
    刘光典待人很义气,从一件小事就看得出来。我们分饭,如果哪天菜汤里飘着肥肉或者肉片,他会叫我吃。他说:‘小张,你吃。你身体不好。’他绝口不跟我谈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处熟了,常常聊天。有天谈到他父亲。他说:‘我爸爸是沈阳火车站的调车工人。’我随嘴问出:‘那么你干吗来台湾?’他说:‘我奉命。’听他这么说,我感到这个人有种。当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说。”
    我看到这篇文章后,通过《书城》杂志找到在美国纽约的作者夏沛然,询问张家林的住址,夏沛然告诉我,他已于2009年3月去世,这让我感到十分惋惜。虽然张家林提供的情况有限,但足以说明父亲是忠诚党、忠诚革命事业的。
    1958年10月22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组成审判厅,对父亲进行审判。审判庭认为他“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并着手实行,重大恶性,罪大恶极,判以死刑。”而父亲坚强不屈,从不抗辩。蒋介石于1959年1月13日收到报文,亲批:“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查报,刘犯死刑照准。”
    1959年2月4日,立春节气。清晨5时,父亲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写有“刘光典”三个大字的牌子,被国民党宪兵从监狱带出。一名军官宣读执行书,之后问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父亲十分干脆地答到:没有。随后,父亲被国民党的刽子手枪杀于台北新店安坑刑场。从父亲就义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被一群头戴白色钢盔的宪兵簇拥着,目光坚定,大义凛然,从容不迫。他微微向右歪着头,不屑地望着敌人的照相机镜头,        这是父亲就义前的存档照片之一。据记载,父亲共被四颗子弹射中而牺牲!父亲死后,尸体又被敌人肆意毁坏,由此也看出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仇视与无奈。
    本刊记者:刘光典烈士的传奇人生,非常令人感动。我们从他短暂的生命里,看到两种最宝贵的品质,一是勇敢,二是忠诚。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出生入死是个考验,但宁可背负着被同志、被组织误解的冤屈,誓不背叛理想,誓不辱没使命,这种人生境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刘玉平:在文学作品中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这些艺术作品都描写过英雄们为正义、为理想而献身的神态;歌颂这些英雄们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每当我看着父亲被敌人五花大绑押赴刑场、即将走向死亡的照片时,父亲的那种神情,就如同他与母亲结婚时的合影一样,是那么自信而沉稳。看到这种大义凛然的神态,我常在心中默默地说,父亲不愧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台湾岛上10年的苦楚,丝毫没有动摇您的革命信念;掘地为穴的原始人生活,丝毫没有消磨掉您的坚强意志;敌人的牢狱和无耻的离间计谋,丝毫没能摧残您的革命精神。您是一个多么坚强的革命战士啊!
    本刊记者: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无数的前辈倒在了漫漫长夜中。敌人可以摧毁他们的肉体,但却永远不能摧毁他们的精神!刘光典烈士的事迹再次展现了革命者用生命诠释忠诚的轨迹,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是理想教育中最好的营养剂。
    刘玉平:在20多年里,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父亲的资料,在组织的帮助下,在各方面朋友的支持下,终于找到几份关键的档案材料,基本上把父亲在台湾从事秘密工作以及逃亡、被捕、牺牲的情况搞清楚了。有关组织给我父亲极高的评价,父亲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2010年清明节,《环球时报》首次披露我父亲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到今年,父亲牺牲已经55年了,但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为了祖国统一而献身的,他也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我在努力收集父亲的相关资料,同时也是在整理一个年轻革命者的生平事迹。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引人思考的问题。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刘光典,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对自己理想的不懈追求与践行,对自己信仰的始终不离不弃,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激励与鞭策,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是在逆境风雨中,也要坚守理想和信仰。一个政党、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公民,不可缺失的是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不可缺少的是奋斗精神与坚强毅力。为祖国强大、人民幸福、社会进步而奉献牺牲的勇气,仍然是当今需要强调的。(本刊记者一丁 来源:北京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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