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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6-12-02 08:38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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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简历] 姚明，原名姚国芳，1924年出生于北京。1936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1941年逃离沦陷的北平城，奔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1942年来到延安，进入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学习，1944年分配到八路军一二○师独立一旅二团任宣传干事，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在全国妇联工作，1985年离休。
1924年，我出生在军阀混战的北京。我的父亲姚继明参加过1926年的北伐战争和1929年的反蒋战争。父亲长年奔波在外，所以六岁之前，我都没有见过父亲，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爷爷家。1929年反蒋战争失败后，父亲回到北平，一家人从北平郊区的姚家坟村搬到了和平门内后细瓦厂的一座二层小楼，从此我们开始了城里人的生活。在绒线胡同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女附中。
亲历北平沦陷
在中学时期，我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到日本鬼子进城，家家都在惊慌中度过。警察曾通知各家，在玻璃窗上贴纸条，纸条的间隔不要太大，呈交叉状，防止敌人扔炸弹时震碎玻璃；还要把电灯用黑布罩上，以免敌机发现目标；为防止敌人施放毒气弹，让大家准备一盆黄土，把小便尿在黄土上，用布包上捂在鼻子上，可以防毒气。
日军进城的头一天夜里，我们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当时震得玻璃哗啦哗啦地响。日本鬼子进城那天，北平的警察换了便衣，一家一户地通知，说日本人进城了，大家都要注意安全，这些警察的表情都很悲愤。以前警察对老百姓很凶，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所有中国人（除了汉奸）的爱国之心使大家团结起来。
七七事变之后，学校来人通知，要求学生都去学校报到，如果不去，要追究家长的责任。开学那天，师大女附中的全体师生在大礼堂开会，场内一片肃穆，气氛如同开追悼会一般。校领导讲话的声音很低沉，大意是学校今后会有一些变化，希望同学们安心继续读书。当时大礼堂里一片抽泣声，很多老师、同学在哭泣。回到班里，我们的第一堂课是国语课，讲的是《最后一课》，老师讲课时几次摘下眼镜擦眼泪，我们也跟着老师流泪。又过了些天，伪教育局来人说学校今后的历史课本要换新的，在新课本没发下来以前，要在旧课本上涂改。在历史课上，让我们把书拿出来，并准备了墨盒、毛笔，老师说第几页，我们就翻到第几页，老师说第几行到第几行划掉，大家就用毛笔划掉，而且要求墨色要深，要盖住原有的文字。就这样，把有关爱国的内容全划掉了，实际上，同学们划过的文字依然可见。同时，英语课被改为日语课，还增加了《论语》《大学》《中庸》等课程。在上日语课时，开始是一名女教师，从日本回来的中国人，她似乎已经完全日本化了，鞠躬90度，走路时腿呈半个O型，在课堂上挖苦中国人，大家对她很反感，课后会议论：她还是不是中国人？有一次上课，她用日语问：今天的天气好吗？然后指定让前排的同学回答，她希望同学用完整的句子回答，如：今天天气很好。可是同学只用日语回答：是。她又问一遍，同学仍回答：是。她非常生气，又叫另一位同学回答，仍得到同样的答案。这个日语老师越来越生气，把讲台桌子上的粉笔盒重重地一摔，扭头就出了教室。后来这位日语老师辞职了，换了一名男老师，我记得他姓闫，是秃头，同学们给他起绰号叫“闫和尚”。现在回想起来，日语也是人们交往的工具，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有用处的，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情况下，强迫我们学日语，遭到学生的抵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北平的伪市政府要求各校学生游行庆祝，而且要手持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小旗子，在天安门前集合开大会。在会场上，学生们纷纷把小旗子撕毁或踩在脚下，这时宪兵和伪军警抓了一些学生用大卡车拉走了。那一天我心里十分难过和气愤，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城市，还要强迫我们庆祝，真是不讲理的强盗。我那时非常想知道抗日战场的情况，我有一位同学叫王淑静，不知怎么得到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油印宣传品，给一些同学偷偷传看，她还组织过给八路军捐款购药，我也捐了款。当时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可以收到昆明电台的广播，我经常收听，因为怕被人发现，我就在半夜里用一床棉被蒙住头和收音机，当听到中国军队胜利的消息时，就感到特别的振奋。
到抗日根据地去
我想去参加抗日，因为父亲已于1936年接受他河南军校同学张经武的建议，取道西安前往延安。父亲是经好友南汉宸的介绍，由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派人护送前往延安的，到延安后即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情况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直到父亲到了太行山抗日前线，他所在的抗大六分校驻在山西省武乡县，才与家里通信。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北平，邮路却未完全中断，父亲信里没说他在做什么，只是跟家人报平安，但我们心里明白，他是在参加抗战。于是我给父亲回信，要求去找他，第一次父亲拒绝了，他说我年纪还小，应该留在北平继续读书。我不甘心，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要去，这次父亲回信说，你如果要来，先到河北省临铭关（今永年县）程仲麟家，有人送你来。我跟母亲说了这些情况，她同意我去找父亲，但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就和伯父商量，请伯父送我过去。父亲信中还要我给他带一套《资本论》和显像纸、显影粉、定影粉等物品。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买到了，而且给父亲带去了。当时要离开北平必须有“良民证”，是当时的通行证，凑巧我的一个朋友的丈夫在伪政府里当职员，管发“良民证”，我就托他办理了去临铭关的证件，上面注明去临铭关结婚的。
我和伯父是1941年12月12日出发的，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第四天。那天北平下着鹅毛大雪，母亲穿着一件皮领大衣去火车站送行，我打扮成一个农村姑娘的模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件花棉袍，手中提着一个包袱。进站时因为人多，我的包袱没有被检查，给父亲买的东西都顺利带了出去。当火车开动时，我看见母亲眼里噙着泪水，但表现得很坚强。我在火车里看着母亲，眼泪流了下来，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母亲，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等火车开出了北平站，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奔赴抗日战场，又在依依不舍中感到些许喜悦和兴奋。
到达临铭关的时候，天还没亮，那时临铭关还有城墙，城门紧闭。因为天冷，两个守城的伪军在一间小屋子里值班，我们到城门口，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来的？我们回答：从北平来的，去程仲麟家，有通行证。程仲麟是当地有声望的开明地主，他一方面应付日伪，一方面帮助和掩护八路军。伪军看了我们的通行证，又听说我们去程家，态度就变得很客气了。天亮后我们进城找到程仲麟家，他家里人招待我们吃了早饭，之后派一辆骡子拉的大车送我们出城，说到地方后，会有人帮我们进根据地。后来才知道，送我们去的地方是“游击区”，是敌我双方都有便衣活动的区域。骡子车把我们送到后，马上有人拉来两头毛驴，让我们骑驴上山。我是第一次骑驴，没有鞍子，也没有脚蹬子，上山时，我觉得好像要从驴背上滑下来，走平路时，它又嗒嗒跑得很快，挺有趣的。也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听到军号声，只见一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站在山头上吹号，再一看山壁上有特大字的标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等，这时我一下子流出了激动的眼泪，这就是抗日根据地啊！我们又走了一会儿，来到了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司令部，司令部的参谋长宗凤洲同志接待了我们，宗参谋长说，我们的行程，一站又一站的接送都是范子侠司令员安排的，他还说自己也是一名学生，国难当头他才投笔从戎。我们到达抗日根据地以后的第一顿饭是在平汉纵队司令部吃的，我还记得吃的是红烧肉粉条和烙饼，是特地为招待我们做的，我们很惊讶菜是盛在一个搪瓷脸盆里，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平汉纵队司令部住了一夜，第二天出发时毛驴就换成马了，马有鞍，有脚蹬子，骑着舒服多了，一路上也很顺利。走到一个地方，说是师部，首长们正在开会，有人传话说师长让我们等一会儿，他开完会见一见我们。我和伯父不知道师部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师长是什么人，只想赶紧去武乡县找父亲，就说我们不等师长了。我们离开师部继续前进，到了抗大六分校，校长、政委、父亲都来到村口迎接我们。当父亲知道在师部师长要见我们，我们没等就走了，他说这就是你们不对了，师长是我们一二九师的师长刘伯承，是有名的军事家，我跟伯父很后悔，但也无法挽回了。后来我这一生也没再见到刘伯承元帅，很是遗憾。
伯父在这里待了几天就回北平了。伯父临走前，父亲交给他一份“八路军告敌占区同胞书”，因为怕被敌人查到，就把它缝在伯父的皮袍子里，听说伯父回到北平后做了宣传。我留在抗大六分校和父亲在一起。抗大六分校分散在20多个村庄，我在这里曾经观看过部队检阅。那天拂晓，只见一队队的人马向检阅广场聚集，他们穿着灰色军装，腰间扎着皮带，腿上绑着裹腿，有的扛着枪，有的扛着掷弹筒。看着这些年轻的未来的指挥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来，真是令人感到振奋和自豪。我在抗大六分校还参加了新年聚餐，吃的东西是就地取材，我从没跟这么多人一起吃过饭，在饭桌上显得很拘谨，看大家都狼吞虎咽的，我心想别跟人家抢了。一位同志就跟我说：你这样可不行啊，我们八路军吃饭不讲客气，我告诉你吃饱饭的诀窍：一要准（夹的准），二要敏（敏捷），三要稳（夹稳），四要忍（忍耐烫）。这当然是说笑，但体现了同志们的乐观精神。在抗大六分校，我脱下了从北平出来穿的衣服，换上了军装，戴上了军帽，心里觉得美极了，我也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了。我还在文工团学习了抗日歌曲，学的第一首就是《抗大校歌》，到现在我都记得歌词，这也是我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以后接受的第一次教育。后来我还学习了《我们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抗日小调》等歌曲。我看文工团的女孩子们没有手套，小手冻得发紫，就把自己的毛裤拆了，把毛线送给她们去织手套。
在抗大六分校待了不久，父亲决定送我去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泽城村的太行抗战建国学院学习。1942年1月，我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出发，临行前父亲嘱咐我说，你能够去根据地学习是很幸运的，你现在已经是八路军战士了，到学校后要遵守学校的纪律。抗战建国学院虽然是非战斗单位，但也有军事训练，每天早晨出操，背上背包跑步，随时准备反扫荡。在根据地，战斗频繁，你不要私自行动，因为有了敌情说集合就集合，还常常夜行军、急行军。刚到太行抗战建国学院没多久，我就经历了两次急行军躲避敌人的扫荡。反扫荡结束后，父亲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让我去延安学习，要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在前方的同志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去延安的，我听后心里很高兴也很激动。1942年2月初，我去前方总政治部取介绍信，看见罗瑞卿主任在打排球，他的个子高，位置是头排中，工作人员请示了他，给我开了去延安的介绍信。多年后，当我在中南海怀仁堂见到他时，他还记得这件事，说你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
我们一起去延安的有100多人，除了部队干部、青年学生外，还有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成员，由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带队，他是去延安参加“七大”的。出发前父亲找到我，对我说，你刚到根据地就能去延安学习是非常幸运的，很多同志想去，但因为前方需要不能去。延安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那里，你去了以后要好好学习革命理论知识，以后才能好好工作。父亲还叮嘱我，延安的学习环境很好，但是那里男同志多女同志少，你到那里可能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你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爸爸送你几句话，这是1937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给青年人讲的，说着父亲递给我一个手工装订的深蓝色粗布面的小本子，我翻开来看，父亲用毛笔写着：“恋爱结婚要注意的问题：第一，要注意政治，要志同道合；第二，要双方情愿，不要勉强；第三，不要因为恋爱或结婚影响工作或学习。”父亲还让我骑马去延安，我说别人没有马我也不要，他说有些同志是骑马的，这匹马是战利品，你骑到延安交给南汉宸伯父，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延安也缺马，交给他有用，而且你第一次过敌人的封锁线，没有马可能会掉队，很危险，路上一定要听王副司令员的指挥。
辗转到达革命圣地
我骑着马跟随大部队从桐峪出发，100多人的队伍目标很大，敌人得到了我们这批人要“过路”的情报以后，就在我们准备通过的地段架起了一些机关枪，日夜监视，我们只得在离同蒲铁路比较近的山上等待时机。我们的指挥部每天派出侦察员了解敌情，过了将近一个月，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已经撤了，我们当天黄昏时冒着毛毛雨立即下山，下了山就是敌人占领区，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过了同蒲铁路，队伍刚过一半，来了一列火车，在车头上有端着机枪的日本鬼子，因为天黑又下着雨，敌人没有发现我们。队伍前面传来命令，已经过来的快速前进，没过来的马上卧倒，等火车过去后，后面的同志又都跟了上来。我在队伍的前面，马跑得很快，把粮袋、笔记本、钢笔、洗漱用具都颠出去丢了。过了同蒲路，还要过两个封锁沟，沟宽一米多，深有不到一人高。我过第一个封锁沟时，骑在马上，没想到它前蹄刚搭在沟边上就跪下了，我毫无思想准备，猛然从马头上栽了下去，如果这时马向前踏去，就会踩在我身上，可是它好像定在那里一样，纹丝不动。我立即从地上爬起来，马看见我起来了，才向前踏去，真是既凶险又神奇。过第二条封锁沟时我没有骑马，是从独木桥上如履薄冰般地蹭过去的。后来我们的队伍又渡过了汾河的一个支流，因为二月是枯水期，这里形成了一个水渠，当地老百姓给我们搭了一个浮桥，桥宽不到一米，桥的两边是木头，中间铺的是秫秸和黄土。因为这浮桥很窄，只能一个人跟着一个人通过，王副司令员就命令人从桥上过，牲口从河里过。当时我想人这么多，让别人先过吧，我就在河边上看着大家一个个的跑过去，这时就听王副司令员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说桥快塌了，赶紧过来啊！我一听桥要塌了，赶快从桥上往对岸跑，快到岸边的时候两脚一下子从黄土和秫秸中间掉下去了，我急忙两手抓住两边的木头才爬上岸，裤子上全是泥巴，狼狈极了。队伍里一位女同志的骡子到了岸边拼命想爬上来，两只蹄子啪啪地打着堤岸却怎么也上不来，她只能丢下骡子和饲养员跟着队伍跑步前进。我跟她说，咱俩倒换着骑我的马吧，她累极了也就没推辞，她骑上马我就拉着马尾巴跑，我骑上马她拉着马尾巴跑，在行军时拉着马尾巴能省很大劲儿。我们大约走了150里左右，到次日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遇到了来接我们的晋绥八分区的同志，上山后就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又经过五寨、岢岚、临县等地。在临县的碛口过了黄河进入陕西，途经米脂、绥德、清涧等县终于到达了延安。我记得到达延安时天已经黑了，听到有人高兴地说，看，前面就是延安啦！我往前看，前方有一片灯火闪烁，好像是楼房里的灯光，到了延安才知道是山上一排排窑洞里的灯光，那灯光既不是来自电灯也不是来自蜡烛，而是一种小麻油灯。
到了延安的第二天，接待我们的同志询问我的意见，说延安有医科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问我想去哪里，当时我一心想学习马列主义，就选择了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定了去向，王副司令员问我说：“我今天去看毛主席，你去不去啊？”这真是意外的喜讯，我马上说我愿意去。就这样，我跟随王副司令员过了延河到了杨家岭，警卫员把我们引进毛主席住的窑洞。这是里外两间连着的窑洞，我们在外面的一间像是会客室的地方等着。不大一会儿，毛主席就从里面走了出来，只见他穿着一身旧棉军服，身材魁梧，仪态庄重又面带微笑，径直向王副司令员走来。王副司令员走上前去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向他问好，然后把我介绍给毛主席，说这是不久前从北平来的学生，还说了一点我父亲的情况。毛主席让我们都坐下，问我说：北平的学生怎么样啊？我见到毛主席，感到他十分亲切和蔼，所以我一点也不紧张，我把北平沦陷后日本鬼子的所作所为一一说给毛主席听，毛主席听着，不时点点头。毛主席还问了王副司令员一些前方的情况，这时警卫员进来报告说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要见毛主席，王副司令员即向毛主席告辞，毛主席说那就以后再来吧，并且同我握手，说也欢迎你再来。这就是我经历的一次难忘的和毛主席的会面，现在想来，即使是短暂的一刻，也是十分珍贵的啊。从毛主席住处回来，王副司令员就到中央党校一部去了，我则去延安大学报到。
在延安的日子里
延安大学是当时延安唯一的一所正规大学，除社会科学院外，还有法学院、教育学院、英文系、俄文系和高中部等，有学生俱乐部、篮球队、排球队。我们住的是窑洞，每一个窑洞里有一盘炕，每个炕上睡三四个人，吃的是小米饭和炖土豆，做土豆用的油是一种麻油，漂在带汤的土豆上面呈绿色，吃起来有点苦，每个星期能吃到两顿馒头。生活虽然艰苦，但比起前方来还是好多了，同学们都是为了参加抗日从四面八方来的，都有吃苦的思想准备，精神上很愉快，同学们互称同志，亲如兄弟姐妹，整个校园充满着生气勃勃的景象。
我入学后，立即参加了整风学习。在这之前的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这就是“四三决定”。这以后，延安的学校、机关、部队都进入了学习22个整风文件的阶段。我的一位同学当时跟我说，你真幸运，一到延安就参加整风学习，你以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在整风运动学习阶段，我学习了22个文件，其中有《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自由主义》等。在学习文件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到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深入浅出、语言生动、针对性很强。经过整风学习，使我这样一个对马列主义一无所知的青年，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
1942年4月至1943年11月我在延安大学期间，除了参加整风学习外，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从而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我们延安大学有生产委员会，下设农业科、工业科、畜牧科、商业科。工业科下有一个制鞋厂，我参与了制鞋厂的捻麻绳、打布殻、制鞋底等工作。有的同志手比较巧，她们负责纳鞋底、做鞋帮和绱鞋，经过流水作业，一双双布鞋就生产出来了。
在延安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我去总司令部见到了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一个星期六，我们学校要开晚会，汽灯坏了，那时延安没有电灯，开会要靠汽灯照明。学生俱乐部就派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去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借汽灯。朱总司令和康大姐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并且留我们吃午饭。吃饭时，我坐在康大姐身旁，她叫我不要拘束要吃饱，并问寒问暖，很关心我们。后来我才知道，康大姐和我父亲是红军大学第二期的同班同学，这一期的同学中还有陈赓、胡耀邦、陈奇涵、王维舟、王宗魁等50余名红军的高级将领。
在延安期间，我还听过一次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演讲。那天，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的年轻学员都聚到延安的文化沟，野坂参三站在主席台上，向大家进行了演讲，演讲的内容是关于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内容。学员们听完演讲都非常激动，我当时觉得，看来不仅是我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就连日本的有识之士也是反对的。
1943年，在审干即将结束时，延安大学的老师来找我说，鲁艺为了进一步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组织一个工作团下乡，希望社会科学院选调两名女同志参加，主要任务是随团做调查研究，也参加跳大秧歌。我很喜欢延安的新式秧歌，可是我从来没有跳过，我说我不会跳秧歌啊，老师鼓励我说跳秧歌很好学，一学就会，还动员我说，现在学校还在关门整风、审干，你如果去了鲁艺工作团，还能参加延安的骡马大会呢。听说延安的骡马大会很热闹，有跳秧歌的，唱戏的，卖东西的，我当然想去看看。就这样，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张健被调到鲁艺，参加了鲁艺工作团。从那时起，我的革命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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